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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月談第1期_半月談2018第1期文章匯總
http://www.32061353.com       2018-02-12      來源:半月談
【字體: 】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新志向

  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其基本特征是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的發展。高質量發展主要表現為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增長動力轉換。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實力再上新臺階,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革,經濟體制改革持續推進,經濟更具活力和韌性。倡導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積極引導經濟全球化朝著正確方向發展。人民獲得感、幸福感明顯增強,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這些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是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基礎和條件。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經濟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推動高質量發展是我們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必須深刻理解、全面把握。

  邁向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要長期堅持。“穩”就是要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不能急轉彎、猛剎車、強刺激;要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穩增長、穩物價、擴就業、增收入,保持社會大局穩定。“進”就是要加大調結構、促改革的力度,推進結構調整和各項改革取得重大進展。

  要處理好“穩”和“進”的辯證關系。“穩”是“進”的前提條件,如果急躁冒進、只考慮結構調整和改革,卻忽視了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問題,一旦經濟增長出現過快下滑,各種社會矛盾就會凸現,結構調整和改革也無法有序推進。同樣,如果一味求穩,畏手畏腳,不推進結構調整和改革,不優化經濟結構,不培育新的發展動力,將來經濟增長的基礎則難以夯實。在“穩”的前提下,要扎實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落地顯效,而改革反過來有助于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二者有機統一、互相影響,單純強調某一方面都不符合“穩中求進”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

  要把握好“穩”和“進”的工作節奏和力度。要加強政策協同,把握好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政策取向,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重在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重在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結構性政策要發揮更大作用,重在強化實體經濟吸引力和競爭力,優化存量資源配置,強化創新驅動;社會政策要積極主動回應群眾關切,注重解決突出民生問題;改革步子再快一些,加快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的改革;開放力度要大一些,大幅放寬市場準入,加快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邁向高質量發展,必須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破”就是大力破除無效供給,把處置“僵尸企業”作為重要抓手,用市場化、法制化手段化解過剩產能。目前,我國煤炭、鋼鐵行業去產能已取得實質性進展,但是水泥、煉油、造船和電解鋁等行業產能過剩壓力依然較大。未來破除無效供給,處置“僵尸企業”,推動化解過剩產能仍為重要任務。

  “立”就是大力培育新動能,強化科技創新,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培育一批具有創新能力的排頭兵企業。近幾年來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青黃不接”是我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需要不斷培育壯大新經濟動能,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推動傳統行業技術改造、轉型升級,提升整體供給體系質量。

  “降”就是大力降低實體經濟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繼續清理涉企收費,加大對亂收費的查處和整治力度,深化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等行業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只有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取得實質性進展,制造企業才有盈利空間,制造業投資、民間投資才能成為經濟穩定增長的堅實動力。

  進入新時代,面對新矛盾,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必須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創建和完善適應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制度環境。

  40年前,我們黨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仍將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經濟建設的內涵已發生變化,經濟建設的主旋律將是高質量發展,不再是高速度增長。高質量發展將引領中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

   新時代新氣象新作為

  2  放權地方政府,會一放就亂嗎?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賦予省級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權”,這為開啟垂直府際關系改革并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出了新命題。人們對于如何賦權、賦哪些權和賦權后的配套改革,也有不同的解讀和認識。有《半月談》讀者擔憂,如果放權給地方政府,會不會“一放就亂”?究竟哪些權該放給地方政府?放權以后又當如何監督?

  這樣的擔憂是很現實的。在我國以往的一些改革實踐中,確實不同程度面臨著“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困境。這也正說明構建科學的垂直府際關系的重要性。

  在多級政府的管理架構中,越往上站得越高,看得越遠,越能夠高瞻遠矚和頂層設計;越往下則越接地氣,越了解實情,越能夠腳踏實地和貫徹落實。以中國一些較大的省份和城市為例,其體量和影響力早已匹敵一些國家,對其賦予充分的權力顯得極為必要。否則,任何問題都要通過中央部門的大腦中樞神經去決策,不僅行政效率低下和容易滋生腐敗,而且未必能夠因地制宜。因此,十九大報告提出向地方政府賦權,具有很強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就我國現實而言,地方政府所掌握的財權并不低,地方財政收入和支出占全國的比重在全世界都是位居前列的。但是就人事、規劃、審批等方面而言,地方政府的權力又相對較小。這導致中央政府部門普遍使用“項目制”去管理,許多地方政府不得不“跑部前進”,滋生出不少弊端。

  在賦權的指導思想上,要明確能放就放的原則。特別是一些“含金量”和“殺傷力”較大的審批權限,不能都抓在中央部門的手中,而應作為典型去研究賦權的可行性。在賦權的過程中,要特別關注省以下特別是縣鄉政府的自主權,使其能夠真正“獨當一面”,就地解決問題并滿足民眾需求,以避免多級政府經常遇到的“中層梗阻”現象。

  就賦權的內容來看,在區域規劃、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等方面的探索空間較大。首先,許多城市的體量已經較大,但是受制于既有制度框架,無法進行有較強自主性的區域規劃和產業布局。其次,要打破“上下一般粗”的組織架構,在地方特別是基層政府推進合署辦公和機構精簡,使跨部門協調難題逐步破解。最后,要探索人員編制管理權限的下放,允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動態管理人員編制。目前許多基層部門都大量引入臨時聘用人員,以適應剛性人員編制的嚴重短缺。

  對于“一放就亂”的擔憂,要理性看待,趨利避害。不賦權并不意味著地方政府不會亂用權,而且會讓權力走入不見天日的灰色地帶,產生難以預料的負面影響。賦權意味著地方政府權力的合法化和正式化,有利于開誠布公地談判和監督。為合適的地方政府賦予匹配和相適宜的自主權,不僅不會亂,而且可以逐步增強政府系統的自我修復能力。

  當然,向地方政府賦權之后,需要加強和完善監督機制,避免發生權力濫用和權力誤用。應進一步建立并完善權力清單和備案審查制度,使權力的來源、去向和使用都能夠有法可依、有據可查、有跡可循。更為重要的是,除了自上而下的監督外,要逐步強化社會監督與公共問責的制衡力。通過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和媒體監督,對政府權力運行進行“無死角”的立體化監督。

  3  摘了貧困帽,長懷“脫困”憂

  2017年,全國28個貧困縣宣布脫貧摘帽。脫貧摘帽,不是大獲全勝的終點,而是新征程的開啟。摘帽之后,基層干部和群眾都在做什么?想什么?近日,半月談記者分赴江西井岡山、貴州赤水、青海同德3個脫貧摘帽地區進行了實地走訪。

  “幸福的感覺像瀑布砸在石頭上”

  紅軍“四渡赤水”發生地貴州省赤水市,處于烏蒙山區集中連片特困區內。

  在赤水大瀑布景區核心區的黎明村走訪時,曾經的貧困戶王正江給半月談記者算了一筆賬:自從水泥路修到家門口,他家20畝竹林地一年賣竹原料和竹筍就增收一萬元以上,加上獼猴桃產業和漂流項目,每年有4500元以上的分紅,兒子和兒媳在景區上班每月有4200元,加起來全家一年有6萬多元收入,“這種幸福的感覺就像瀑布砸在石頭上一樣”。

  昔日的黎明村,地處深山、交通不便,是一個失學兒童多、貧困戶光棍多、無業游民多的“窮三多”村。自2014年開始,在精準扶貧政策推動下,政府修了80多公里通村串戶路,曾經偏遠貧窮的黎明村通過發展鄉村旅游和特色種植業,一躍變成產業多、老板多、收入多的“富三多”村。

  在江西井岡山茅坪鄉神山村,一面由27張貧困戶照片拼成的“笑臉墻”的左上方,昔日村里家境最難的貧困戶彭夏英身著綠色新衣,笑容中帶著幾分靦腆。

  在政府幫助下,2016年,彭夏英拿出多年積蓄,將住了大半輩子的農房騰出來,開辦了全村第一家農家樂。“靠著經營農家樂,現在我家的年收入超過10萬元!”彭夏英笑著說。

  在井岡山茅坪鄉壩上村,村里的貧困戶參與“紅軍的一天”培訓飲食接待,每戶增收約2.3萬元。村主任金齊興說:“過去,村里沒什么產業,大家無所事事,賭博之風盛行;現在,大家都在忙,精氣神也不一樣了!”

  家住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縣尕巴松多鎮貢麻村,今年36歲的藏族牧民索南項秀同樣很知足:他住進了漂亮的房子,每個月還有1800元的工資。而在5年前,索南項秀住在一個約1米深的地窩子里。那個時候,他幾乎不和別人說話。

  “還不能有松松氣、歇歇腳的思想”

  “我們只是階段性脫貧,還不能有松松氣、歇歇腳的思想。”赤水市委書記況順航告訴半月談記者。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目前脫貧摘帽縣干群最擔心的問題有三個。

  “脫貧不脫困”現象需要得到更多重視。

  依托當地的紅色資源發展農家樂,井岡山市茅坪鄉壩上村貧困戶賴甫秀一家3口年收入超2萬元,遠高于脫貧標準,成功脫貧。然而,因女兒患有尿毒癥,雖然透析免費,但每年門診醫藥費2萬多元。“這些費用基本都報銷不了,我們搞農家樂掙的一點錢只夠給她看病。”賴甫秀說。

  一個脫貧縣移民和扶貧辦負責人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一個3至5口人的貧困家庭,只要有一個勞動力在外打工,即便按照每月2000元的工資計算,其年人均純收入也能達到國家脫貧標準;對一些孤寡老人,當地已將低保標準提高到每月220元,再加上每月80元的養老補助,年收入也能超過脫貧線。

  “對照這些標準,脫貧沒有問題,但沒有考慮支出情況,雖然地方政府也采取了許多舉措減輕貧困戶的支出負擔,但脫貧不脫困現象仍會存在。”該負責人說。

  產業扶貧“種難、賣難”影響貧困戶持續穩定增收。

  半月談記者走訪發現,一些扶貧產業受自然條件、人才瓶頸等多重因素影響,收益的可持續性難以保障。基層扶貧干部表示,村級產業發展面臨的主要難題一是產業鏈條短、產品品質差、產品同質化嚴重,“扶貧果實”賣難問題較為突出;二是缺乏龍頭企業帶動,加工水平和科技含量低,種植養殖中“一病死一大片”現象屢見不鮮,產業發展脆弱性大、農民返貧風險高。

  同德縣尕巴松多鎮瓜什則村是一個游牧民定居村,村里發展的集體經濟是有機肥加工。由于缺乏經營管理人才,2017年租給了一家企業經營,企業第一年給租金15萬元,分到村民手中,每人僅有幾百塊錢。

  “爭當貧困戶”亂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基層干部表示,農村極少數群眾眼紅扶貧政策紅利,利用各種手段“爭當貧困戶”:有的“哭窮”“曬窮”要票子,有的“分房”“分戶”要房子,有的纏訪鬧訪要政策,有的甚至故意不贍養老人、遺棄老人……這些亂象不但阻礙了扶貧工作的正常開展,更沖擊著社會公序良俗。

  “去年五六月,隨著農村危房改造的深入推進,我接待了300多戶想要危房改造政策的人,這些人絕大部分是長期在外打工的,有些甚至全家5口人坐飛機回來要求政府給其蓋新房;有的已經在縣城買了商品房,還要求政府給他蓋新房,政府不同意,他們就到處拉橫幅、網上發帖子。”在鄉鎮工作了24年的一位鎮黨委書記說。

  激發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

  “扶貧應該是動態的,沒有絕對的完成時,只有進行時。”井岡山市柏露鄉鄉長龍江輝建議,脫貧摘帽后,應保證一段時間的“觀察期”,在此期間內需防止幫扶政策“斷崖式”退出。

  “雖然脫貧摘帽了,但是同步小康還任重道遠。”同德縣委書記才讓太說,未來幾年當地將以綠色食品深加工、清潔能源等為重點,引進龍頭企業,壯大已有產業。

  井岡山市移民和扶貧辦負責人黃常輝建議,國家在大力推進產業扶貧幫助貧困群眾增收的同時,也應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減輕他們的支出負擔。

  赤水市長期鎮黨委書記李陽冰等基層干部認為,面對越來越多的惠農政策下基層,政府應更加重視農村各群體訴求,切實尊重和保障農民的參與權、監督權,不斷提升鄉村治理能力,讓困難群體更好地分享扶貧成果,激發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

  “脫貧摘帽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讓井岡山革命老區的人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這才是最終目標。”井岡山市委書記劉洪說。

   半月話題

  4  新時代,中國社會有哪些新走勢?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在這個新時代,我國發展也將展現新的特征、出現新的走勢。

  一是我國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標準,目前高收入國家的標準是跨越人均GDP12616美元的門檻。根據我國目前的發展水平和年均增長速度,預計我國將會在2025年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高收入國家并不一定是高生活品質國家,相當一部分高收入國家都不屬于發達國家,所以,進入高收入國家門檻后,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也沒有變。

  二是創新驅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效益將會逐步顯現。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國加大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大力實施技術引進和自主創新,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已經逐步在國際上甩掉廉價產品生產大國和仿制大國的帽子,出口產品的品質、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穩步提高,創新驅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效益將會逐步顯現和爆發出來。

  三是我國將成為服務業和消費大國。我國近20年來一直以世界工廠和制造業大國聞名于世,但目前產業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服務業的增加值2015年超過GDP的50%,預計到2025年將達到60%,服務業就業人員占比也將達到42.4%。這會在未來10年帶來兩大結果:一個是在全部從業人員中,所謂“白領”會超過“藍領”,知識技術職工人數形成龐大群體;另一個是中等收入群體將會增加到近5億人,我國將成為一個更加龐大的消費市場。

  四是鄉村振興和“逆城鎮化”將成為潮流。我國的城鎮化已經走過了人口向大城市大規模集中和城市“攤大餅”式地向郊區擴展兩個階段,未來將迎來鄉村振興和“逆城鎮化”的新潮流。鄉村旅游、鄉村休閑度假、鄉村觀光農業、鄉村居住養老、鄉村民宿等新興消費形式將快速發展,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將更加深入,工作方式的深刻變化將使一部分“非上班族”、城市中等收入群體選擇鄉村田園生活,鄉村將會因新的創業和年輕人的到來而重新活躍起來。

  五是新的人口紅利逐步形成。舊的人口紅利主要指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和低成本,這樣的時代已基本結束,新的人口紅利則主要指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目前,我國農民工多數還只是初中教育水平,勞動力素質提高的空間很大。隨著高中階段教育的普及,隨著職業和專業教育水平的升級,隨著大學毛入學率在目前40%的水平上快速提高,一大批大國工匠、技師和工程師將會產生,新的人口紅利將助推我國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

  六是社會保障將實現全國統籌。社會保障從全民覆蓋到全國統籌是一個歷史性的跨越,它將打破區域之間、單位之間的利益藩籬,使人民更方便地異地看病、異地養老、異地就業、異地居住,有效地促進社會流動和激發社會活力。

  七是極端貧困消除后將開啟解決相對貧困的新征程。我國將在2020年全部消除現行標準下的極端貧困現象,這將是一項令世界矚目的偉業。但這并不意味著貧困現象的消失,相對貧困是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我國將會在新的標準下,開啟減少和消除相對貧困的新征程。

   半月調查

  5  不混“圈子”,沒有位子?

  “行為極為罕見,影響極其惡劣”--這是甘肅省紀委對金晉哲違紀案的定性。

  金晉哲,蘭州市委原副秘書長。他畢業不足8年,輾轉7個單位,一路升遷;他把“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作為培植私人勢力的工具,把干部培養使用變成撈取政治資本的交易,形成“有平臺、有組織、有路線”的“團團伙伙”……

  更加“極為罕見”的是,他依附領導,以“二號首長”自居,要求年輕干部學習自己的講話,還公開編印《80后干部學習金秘書長講話精神心得體會》等小冊子,成為違紀違法小圈子的“中樞”和“操盤手”,嚴重損害了蘭州市的政治生態。

  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要嚴肅查處政治問題和腐敗問題通過利益輸送相互交織,在黨內培植個人勢力、結成利益集團的行為。金晉哲案可謂此類問題的典型。

  “神話”般的晉升之路

  2017年6月9日,甘肅省紀委在官方網站公布“蘭州市委原副秘書長金晉哲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的消息,引起不小震動。這距離金晉哲被審查已過半年時間。

  1979年出生的金晉哲擁有近乎完美的履歷:2002年蘭州大學本科畢業后,赴榆中縣支教一年。支教結束后,回母校攻讀碩士學位,并于在校最后一年入黨。畢業后,在甘肅省國資委辦公室工作至2009年,其間分別在蘭駝集團和酒鋼掛職鍛煉。

  此后4年,他先后任酒鋼董事會戰略投資委員會項目前期管理辦公室副調研員、副主任,蘭州三毛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2013年4月任蘭州市委副秘書長(正縣級),同年9月至蘭州市七里河區委掛職副書記。

  畢業不足8年,金晉哲即已輾轉7個單位,以兩年一級的平均速度升任正縣級崗位。

  在蘭州大學一些老師的眼中,擔任過學生會干部的金晉哲樸實、上進,在支教時也能很快與同校教師打成一片;在同學眼中,金晉哲有超出同齡人的世故和老練,其晉升之路更是一個難以逾越的“神話”。

  在部分同僚心目中,金晉哲是話語權僅次于“一把手”的“金老二”,極可能成為政壇“新星”;在一些領導干部眼中,金晉哲有頭腦,善于捕捉時機,“很會來事”。然而,甘肅省紀委通報卻揭開其廬山真面。

  誰“效忠”就提拔誰?

  金晉哲的任職經歷和違紀事實,無法回避另一個人--虞海燕(甘肅省委原常委、副省長,2017年1月,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虞海燕曾在甘肅省國資委、酒鋼集團、蘭州市任職。幾乎是虞海燕到哪里,金晉哲就跟隨到哪里。他們的審查結論也極為相似,都存在“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毫無黨性原則和組織觀念,搞團團伙伙,培植私人勢力”等問題。

  辦案人員調查發現,他們的“團團伙伙”并不止于吃吃喝喝,而是有平臺、有組織、有路線,自成體系。

  虞海燕任蘭州市委書記后,將分屬于市委和市政府的督查室合一,指派金晉哲協助分管,直接對虞海燕負責。他們以“推進工作部署、培養年輕干部”為名,分階段、分層次先后選調141名1970年以后出生的副縣級后備干部進入督查室“鍛煉”,打造自己的“小艦隊”。

  當過虞海燕秘書的金晉哲常以虞的代言人自居,對其分管的督查室干部大搞所謂“忠誠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期間,在全黨學習黨章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的時候,金晉哲卻要求督查室80后年輕干部學習虞海燕和他自己的講話,做忠誠于他們、在思想和行動上始終與他們保持一致的干部。

  每個80后干部都被要求反復學習虞海燕和金晉哲的講話,而且必須寫心得體會和思想匯報。金晉哲對這些書面材料逐一審查,并要求那些思想認識不深、表態不到位的反復學、反復寫。同時,金晉哲還將這些材料公開編印成《80后干部學習金秘書長講話精神心得體會》和《為了誰,怎么做,忠誠擔當思想匯報》的小冊子。

  在這些小冊子中,每個年輕干部都不同程度對虞海燕、金晉哲二人表示“感恩”和“效忠”。金晉哲則按每個人對其二人的忠誠度,予以不同程度的推薦提拔重用。

  與此同時,虞海燕和金晉哲打著“培訓”的幌子,要求每年集中50個處級、50個科級干部,進行為期一年的免職脫崗培訓,借此騰出崗位。在較短時間內,他們就將76人推薦提拔至重要崗位。干部提拔原本要求1年以上的基層工作經歷,到了督查室則只需3個月,如同躋身“快車道”。一時間,在督查室工作成為蘭州市一批干部的追求目標。

  “圈內人”有前途,“圈外人”沒奔頭

  甘肅省紀委通報稱,金晉哲把干部培養使用變成赤裸裸的政治交易;把組織賦予的職權變成自己拉山頭、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的工具;把“兩學一做”學習教育變成他們拉攏干部培植私人勢力的活動,擾亂了干部思想,搞亂了干部隊伍,嚴重損害了蘭州市政治生態。

  在悔過書中反思自己成長經歷時,金晉哲寫道:“我這么多年走過的歷程,都是圍繞虞海燕。他對我提拔重用,我對他感恩戴德,并把對他個人的忠誠凌駕于對組織的忠誠之上……”由于攀附個人權力后仕途順遂,金晉哲把對組織的忠誠異化為對個人的依附,并將這種依附關系向“小艦隊”拓展,嚴重破壞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貽害一批年輕干部。

  一些專家認為,黨的干部選任強調“德才兼備”,但在一段時間,有些地方提拔了一些重自我設計、拉拉扯扯找門路的干部。金晉哲案中,拒絕“抱大腿”“扯關系”,盡職盡責、踏實干事的干部很難進入選用視野,少數“圈內人”有前途,多數“圈外人”沒奔頭。

  辦案人員指出,像金晉哲一樣通過人身依附搭上晉升“快車道”的干部,從一開始便缺少黨性錘煉,認定這是捷徑和坦途,就任重要崗位后更容易變本加厲,拋棄理想信念,毫無原則地追逐權力,為自己精心鋪設出人頭地的最佳路徑,在“精致利己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采訪中,許多專家和干部提醒,必須嚴格防范任何人以個人身份、個人名義代表黨委、黨組織選干部管干部,嚴把用人政治關和廉潔關。同時加強日常監督管理,堅持抓早抓小抓預防,用好談心談話、提醒誡勉等手段,及時糾偏,徹底剎住官場“抱大腿”的歪風。

  6  政務公開:幫領導記日記還是為群眾解疑難?

  隨著我國政務公開的力度不斷加大,廣度、深度不斷拓展,公眾的期待和需求也越來越高。不過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一些地方政務公開沒跟上群眾節拍,許多與群眾關系緊密的政務信息雖然“上墻進欄”,有的還“曬”在了網上,但內容不翔實、或時間滯后、或只見結果不見過程,看似該公開的都公開了,群眾想知道的卻沒多少,即使看了也如霧里看花。

  公開渠道多了,干貨內容卻變少了

  在貴州省黔東南州一個村子,陽光民生監督公示欄里,“三資管理”“糧食直補”“項目建設”“臨時救助”等分欄下一片空曠,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貼出來的賬單,因為展在櫥窗里,根本沒法翻頁。

  在貴陽市一個棚戶區改造項目中,公示欄里的拆遷公告,也讓不少人犯了難。“沒想到貼在這里,我是聽別人說才跑來看的。”“哪些地方要拆遷,也不說清楚。我家到底在不在拆遷范圍內?”一些居民一邊看一邊議論。

  近年來,網站、APP、微博、微信等各類政務平臺也層出不窮,成為信息公開的新渠道。但實際運行中,一些平臺淪為“僵尸”,甚至誤導群眾。

  貴陽的公司職員鐘女士,經常到工商、稅務部門辦理業務。在她看來,排隊幾個小時,然后來回跑幾趟是常有的事兒。“最惱火的是,有時明明網上寫的所需資料,到現場辦的時候又是另外一個說法。”她無奈地說。

  半月談記者發現,一些地方各部門開發的軟件包含了醫院掛號、違章查詢等服務功能,但彼此消耗,到最后一個也沒被群眾廣泛應用,反而讓群眾選擇起來犯了難,不知道相信誰。

  此外,依申請公開這一群眾主動獲取信息的渠道也存在“走形式”的問題。“法律規定可以依申請公開,但第三方評估發現,政府對社會公眾依申請公開的信息回應質量不太理想,不回復、回復不及時、回復不滿足需求等現象較普遍。”貴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黃其松說。

  基層干部吐苦水,多方受制有心無力

  對于公開信息無法滿足群眾需求的現象,受訪的基層干部均給予認同,但他們表示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說白了,首先要滿足領導的需求,讓他們看到滿意。”貴州一個縣級宣傳部門干部苦笑著說,旗下辦的報刊、網站,大部分發的都是領導行蹤、部門成績,就像在幫領導記日記一樣。而群眾關心的內容,反倒沒有精力去管了。一些基層政府網站甚至沒有設置搜索欄,也沒有開辟專門區域刊登公開信息。

  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基層的政務公開點多面大,但沒有一個專門的歸口部門。“我們中心是個事業單位,人手都靠抽調,真正的人只有3個。”貴州一個縣級政務中心負責人說,政務公開涉及多個部門,說不清楚誰來牽這個頭。

  “不同平臺上的信息內容,有時候是相互打架的。”多位受訪干部表示,數據背后往往牽扯部門利益,有時候公開了,怕帶來輿情、引起官司等不良后果,沒人愿意擔這個責。

  江蘇一位干部坦言,現在網站上公開的一些文件和規劃,也沒幾個人看,群眾實在想知道,那就走依申請公開。“在我看來很多都應公開,但有些部門說不公開就不公開,自由裁量權太大。”

  半月談記者還了解到,各地各部門對信息公開的監督管理缺乏有效手段,沒有科學統一的評價和考核問責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公不公開、公開多少、質量好壞一個樣的現象。一些部門按照考核上要求完成的“規定動作”,到年底了,就突擊沖刺,扎推舉辦新聞發布會、堆砌術語拼湊年度信息公開報告。

  信息供給側改革,方能“曬”出實效

  “這種政務公開中的供需失衡,暴露出一個普遍的問題,就是政府對社會公眾的政務信息需求和偏好掌握不夠。”黃其松指出。

  未來,政府信息供給側要進行結構、內容和方式的改革,實現社會公眾需求導向的政務公開。“一方面各級政府應整合現有政務公開資源和平臺,另一方面應充分重視依申請公開工作,進一步拓展政務公開功能、創新公開方式、提升公開效能。”黃其松說。

  受訪的干部群眾建議,要以民眾關心的惠民政策等領域信息公開為重點,促進基層政務公開,并充實政務公開力量,推動政府信息公開立法。

  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類延村還提出,政府應通過標準化建設消除各個部門之間的隔閡,建立群眾認可、快捷方便的公開渠道;在政務公開考核上,應將民眾滿意度作為重要標準。

   基層治理現代化

  7  聽證會,只是“聽聽”而已?

  聽證會已成為我國政府部門在決策前問計于民的一種手段,但作為舶來品的聽證會制度在具體實踐中,時常會遭受“聽證專業戶”“逢聽必漲”“作秀走過場”等詬病。一些聽證會只是“聽聽”而已,變成了一種形式主義。

  “聽聽”而已走過場

  西部某省會城市發改委就地鐵票價舉行了聽證會,有消費者、經營者、專家、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等19人參與此次聽證,就三個票價方案提出意見。最終,有9人同意方案一,10人同意方案二,而方案三因為起步價較高,沒人同意。

  半月談記者注意到,在聽證公告發布之初,有市民就表示,“同意方案一的將會是老百姓,同意方案二的是官方,最后肯定按方案二實施,不信走著瞧。”一個月后,當地公布了最終票價,選擇了起步價2元可乘坐4公里的方案二。

  一位曾參加過某市“能否攜帶自行車上地鐵”聽證會的私營業主表示,當時自己特意帶著折疊自行車去作演示,一些可折疊的自行車是完全符合地鐵對乘客攜帶行李物品要求的,“遺憾的是,最終政策還是一禁到底”。

  半月談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些市民甚至壓根兒不知道聽證會有何用處。部分受訪者表示,即使政府發出聽證公告,很多也只放在部門網站上,不去特意仔細查找很難獲悉。“參與人群代表性不夠,有時開來開去還是社區干部那幾個人參加。”西部某省份政務信息處負責人說。

  “民眾參與積極性不高,還是因為過去太多聽證會走了形式。”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很多行政部門覺得舉辦過聽證會就算“交差”,但卻忽視了過程中群眾的意見和矛盾點,讓群眾意見走過場。

  會上轟轟烈烈,會后冷冷清清,聽證結果也很少反饋給參與者。“聽證會就是"聽聽"而已。”一些市民在受訪時調侃道,會后意見對行政決策有何影響,他們往往不得而知。

  聽證結果眾口難調

  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利益多元化、需求多樣化也導致聽證結果“眾口難調”。

  在某規劃行政許可聽證會上,由于原項目中計劃建成的大樓擋住某住宅的采光,需要邀請居民代表參與聽證。“當時有70多位居民,很多人都想參加,但從聽證效率角度來看,只能篩選出15名左右的代表。”該聽證會的組織方表示。

  “所有居民參加聽證會肯定會引起諸多爭執,但居民代表如何選擇,這個制度是需要細化的。”東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顧大松說。

  一位多次組織聽證會的內部人士表示,有時備選方案確實有一些傾向性,這就可能出現“一邊倒”現象。但是,很多物價的決定到了聽證會環節,已是處于“非漲不可”的地步了,所以給人感覺像是在“走流程”。

  從理論上講,聽證會制度應盡可能聽取民眾意見,但在實際操作中,聽證人員是否有效理性參與同樣影響聽證效果。

  一位兩次參與規劃局聽證會的居民表示,聽證代表和旁聽人員的準備工作也很重要,“一份有理有據的發言稿,和大家七嘴八舌的發言,有很大區別”。

  “在水電煤氣價格聽證會上,一般居民都不希望漲價,但真正理性的做法還是應實施階梯電價。”西部某省份政務信息處負責人表示,并不是每次聽證方案都會通過,“有次省發改委要作物流規劃,企業代表不同意,最終方案沒有通過”。

  要真聽證也要會聽證

  竹立家認為,涉及群眾利益的社會事項,應召開聽證會吸取民意,而非選擇性聽證,無論從聽證人員選擇到聽證結果反饋,都需要監督機制來保障過程的透明公開。“政府部門要真聽證,而不是有程序要求為聽證而聽證。”

  一些聽證會組織人員建議,要進一步完善聽證會流程細節,讓聽證會落到實處,例如:應公開聽證代表的選擇過程;限制聽證代表發言時間,發言前應提供書面準備材料,從而提高聽證效率;聽證會現場應由對聽證議題有深入研究的人士來主持引導。

  “整合民間輿情需要更多制度安排,尤其是涉及環保、規劃等重大敏感決策時,僅采用聽證會的方式是遠遠不夠的。”顧大松建議,應補充采用其他民眾參與決策的制度設計來拓寬吸取民意的渠道,如民意立項、圓桌會議、小型聽證會等。

  半月談記者在采訪中還發現,有些參與聽證的民眾往往把聽證會涉及的議題和其他利益訴求混雜在一起。某環保廳法規處負責人表示,在一些垃圾焚燒廠、機場、城際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立項過程中,常常因為“鄰避效應”影響了項目落地。因此,除了制度上的保障,政府還應引導提升民眾的“聽證素養”,讓聽證代表會聽證。

  顧大松認為政府可在聽證之前借助媒體、第三方力量提前釋放輿情,讓聽證會參與者在聽證前對議題能有充分的了解和準備,引導參與者合理分析自身利益。此外,參與者可借助社會組織、媒體等機構來凝聚自身利益訴求,加強話語權。

   財經

  8  中國智造,既需“強身”亦需“健腦”

  當下,我國不少傳統制造企業“大而求強”,紛紛上馬智能硬件和工業軟件,加速向“中國智造”轉型,但“空心化”等風險也隨之而來。

  “中國制造”積極轉型“中國智造”

  山東華興紡織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胡廣敏告訴半月談記者,該公司原來數字化基礎薄弱,生產效率也不穩定。但在公司搭建起智能化系統、將傳統車間改造成“智能生產線”后,優等品率提升了近三成,效率提高三至四成,訂單交付周期大幅縮短。

  作為產生新中國第一套工業軸承的老國企,瓦房店軸承集團經過持續技術改造,智能化水平顯著提高。瓦軸董事長孟偉說,目前瓦軸不僅在歐洲和美國建立起多家技術中心,還用當地人才為瓦軸向“智能制造”轉型提供智力支持。

  奇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尹同躍告訴半月談記者,在“智能制造”方面,奇瑞花了6年時間把原來的開發體系全部推翻,重新搭建平臺和模塊,使開發周期縮短一半,投入大幅降低。

  中國企業家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理事長朱宏任認為,我國智能制造已初步形成國家統籌引導、地方聯動推進、行業強化協同和企業積極實踐的多層次推進格局。

  “體壯腦弱”現象已經出現

  盡管我國制造業企業轉型“智能制造”積極性高,但整體仍存明顯短板。

  目前,國內數控機床、機器人等高端產品大量使用國外軟件系統,主流工業軟件幾乎都被歐美企業主導,國內能夠進行智能制造基礎軟件系統開發的企業與科研機構寥寥可數。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及關鍵智能裝備主要依賴進口,智能制造存在“空心化”危險。

  業內人士指出,跨國軟件巨頭正在加快布局智能制造生產控制和操作系統,如果應對不好,我國有可能在智能制造領域再次陷入“落后-引進-再落后”的“技術依賴陷阱”。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信息技術中心首席顧問寧振波表示,智能制造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數字化制造,第二階段是數字化和網絡制造,第三階段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制造,而中國90%的企業還沒有跨入數字化的大門。

  愛波瑞集團董事長王洪艷認為,中國制造業同時面臨工業2.0補課和工業3.0向4.0邁進的雙重挑戰。在實施智能制造的路上,最大的“黑洞”是忽略基礎管理提升,一味地上機器人等硬件設備,上信息化軟件,形成了“信息孤島”。

  朱宏任說,目前大家普遍重視智能制造的技術特征,即各種先進技術、系統應用等。其實智能制造不僅需要軟件、技術裝備的更新迭代,更需要在運營模式、管理模式上進行深刻變革。

  既需“強身”亦需“健腦”

  業內人士建議,我國要確立“以我為主”的智能制造發展思路,瞄準高端技術、裝備和軟件系統,由行業龍頭企業牽頭,政府支持,運用市場機制組建創新產業聯盟,協同突破智能制造所需的關鍵共性技術、裝備和軟件系統,推動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和軟件業實現“彎道超車”。

  中國兵器科學研究院院長王玉林認為,我國制造業轉型“智能制造”需與“互聯網+”緊密結合。建議進一步通過互聯網整合生產要素,推動企業間創新協作,提高設計生產和服務能力;充分利用大數據,建立全面的標準件、元器件知識庫,并建立共享使用機制。

  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軟件服務業司副司長安筱鵬提出,應充分利用工學結合、校企聯合等方式,吸引中外著名企業、研發部門等在高校設立分支機構,以需求為導向,面向重點行業、重點區域,培養高級技師、一線工程師等,為智能制造提供支持。

  朱宏任認為,推進智能制造必須進行系統性變革,不僅包括工業化改造和信息化建設的深度融合,還包括組織架構、運作模式和管理方式的顛覆性創新,以及勞動用工、員工技能、崗位結構的重新調整。

   時政

  9  王杰是誰?莫讓英雄模糊了面容

  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12月13日在江蘇徐州視察時強調:“王杰精神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永遠是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要學習踐行王杰精神,讓王杰精神綻放新的時代光芒。”總書記的講話,在王杰同志犧牲地徐州市邳州市干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共鳴。

  “青少年知道王杰的不多”

  “王杰是曾經與雷鋒齊名的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王杰烈士紀念館館長王莉對半月談記者說,“可惜近些年由于宣傳較少,青少年中知道王杰的人已經不多了!”

  1965年7月14日,裝甲兵某部工兵一連班長王杰,在組織民兵訓練時突遇炸藥意外爆炸。危急關頭,王杰奮不顧身撲向炸藥包,掩護了在場的民兵和人武干部等12人的安全,自己卻被炸得粉身碎骨,年僅23歲。

  王莉激動地介紹說,爬險路、鉆山洞,王杰總是不畏艱險,沖在前面;施工爆破,他總是冒著風險搶先裝藥、放炮,有時出現啞炮,也爭著沖上前去排除;至于平時做的好事,更是舉不勝舉!

  王杰還是一個高度自律、見賢思齊的人。當兵4年,他記下10萬字的日記,其中充滿了對先進人物的崇敬和對自己的嚴格解剖。一次,他得知要訓練緊急集合,就在前一晚上做好準備,第二天又提前半小時起床等著,搶了個第一名,事后認識到這是弄虛作假,就主動找排長檢討,并在日記中記下:“這樣得到的表揚是不光榮的。今后我一定要正確對待榮譽問題,做一個無名英雄。”

  后來,人們把王杰精神總結為“一心為革命,兩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伸手(在榮譽、待遇、物質上不伸手),四個自問(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業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為人民服務就是幸福;什么是痛苦?人最痛苦的是失去人民的信任和為人民工作的機會)”。

  王杰是黨員群眾的“活教材”

  在邳州,“王杰”不是一個簡單的名字,而是一種精神,一種信念的象征,是邳州黨員群眾學習的“活教材”。

  在王杰犧牲當年,當時的邳縣縣委就發出向王杰同志學習的號召,要求全縣宣傳王杰事跡,弘揚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

  為持續開展學習王杰精神研究,邳縣縣委于1966年3月10日在王杰犧牲地建立王杰烈士墓。2009年,經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重點烈士紀念建筑物保護單位”。王杰用生命掩護下來的“張樓民兵地雷班”,在1985年被江蘇省軍區命名為“王杰民兵班”;駐地中小學分別被命名為“王杰中學”“王杰小學”。

  邳州弘揚王杰精神的活動從未間斷。邳州市委每年都組織全市科級以上干部和四套班子到陵園祭掃,緬懷英雄,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禮。

  為進一步挖掘王杰精神的實質,“邳州市王杰精神研究會”于王杰犧牲40周年之際成立。研究會成立10多年來,積極宣傳王杰精神,在社會上引起良好反響。

  “王杰精神”有待進一步發揚

  中共邳州市委書記陳靜等人認為,推進新時代偉大斗爭,尤其需要王杰精神。

  陳靜表示,共產黨員作為推動新時代發展的先鋒戰士,要像王杰同志那樣平常時間能看得出來、關鍵時刻能沖得出來、危難時刻能豁得出來,要有隨時為黨和人民事業犧牲奉獻的政治自覺。

  但是,目前以王杰精神為題材的影視劇等文藝作品相對匱乏,要講好王杰故事,就需要進一步挖掘其精神內涵,利用各類媒介加大宣傳,講好故事、傳承精神,激發動力、擔當作為,更好地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各項戰略部署。

  “講好王杰故事的春天再次來臨。”王莉說,“盡管王杰的生命只有23年,但是他活得非常精彩。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個不伸手’的革命精神,不僅是全黨全軍的寶貴財富,更是全國人民共同的精神源泉。”

  邳州市還深入挖掘“王杰精神”的新時代內涵--“信念堅定跟黨走、勇猛精進爭一流、舍生忘死為百姓、一身正氣不伸手”,并組織黨員干部深學、細照、篤行。陳靜表示,要加快推進王杰干部學院建設,將其打造成井岡山、焦裕祿、紅旗渠干部學院式全黨全國性的黨員干部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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