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寶教育旗下公務員考試網站
網站地圖     設為首頁     加入收藏
當前位置:主頁  >> 申論資料  >> 其它   
其它
2018年半月談第2期_半月談2018第2期文章匯總
http://www.32061353.com       2018-02-12      來源:半月談
【字體: 】              

  點此下載半月談2018年第2期精選文章匯總(打印版)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振興鄉村,不能富了老板忘了老鄉


  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對此全面部署,強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可以預見,農村農業即將成為我國未來發展的一片新藍海,在政策和市場的吸引下,一大批人財物將向鄉村涌入,廣袤農田成為創業興業的沃土。然而,當大量資本進入鄉村,我們必須保持清醒,鄉村振興的發展是各方與農民的共享收益,不能在資本的侵入下異化成圍獵鄉村,富了老板,忘了老鄉。


  “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實現鄉村振興,要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和農民全面發展,除了發掘農業農村的潛力,更離不開社會資本、各方人財物投入的支持和拉動。當前,無論是在規模化的種植業、現代化的養殖業,還是養老服務、農村金融市場等農村服務業,隨處可以看到社會資本的身影。它們將充沛的資金帶到了農業農村,激活了農村經濟的一池春水。


  社會資本下鄉在拓展“三農”發展空間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風險,容易使農業農村成為個別資本攫取短期利潤的市場。在一些地方,大量資本進入農村承包土地后,出現了“非糧化”、“非農化”的問題,一些企業以農業為幌子圈占農地從事非農活動,個別企業以參與新農村建設為由侵占國家涉農補貼,一些糧食企業、種糧大戶甚至毀約棄耕,“卷鋪蓋走人”。


  農民是農業興旺和農村發展的主體,因此,鄉村振興就要尊重農業農村發展規律,尊重農民發展意愿,尊重農村發展的特點和實際,絕不能讓強勢資本代替老百姓唱主角,本末倒置。


  振興鄉村,既要通過鼓勵政策形成鄉村的吸引力,又要健全制度,規范“下鄉行為”;既要為社會各方在鄉村振興中謀求發展提供新空間,也要未雨綢繆,做好風險管理和預警,劃定“兩道紅線”,切忌一哄而上搞冒進,避免農村淪為新一輪資本的圍獵場。


  一是要劃清耕地保護、農業保護的紅線。糧食生產是農業生產的重中之重,決不允許任何主體以任何理由隨意改變土地性質,以追求利潤為目標擅自調整種植結構。社會資本的進入要以服務帶動農業為前提,只有把守住這個原則底線,才能避免逐利性的“非糧化”、“非農化”等問題。


  二是要劃牢農民權益保障的紅線。面對進入農村的新型主體、規模化企業,農民在維權意識、風險防范上仍然處于弱勢地位,個別企業可能會在農地租賃、農產品交易、雇工等方面侵犯農民權益,甚至可能與地方政府或基層組織聯手通過下指標、定任務等方式強迫農戶流轉農地。農民權益紅線不圈實,不僅不能帶領農民致富,反而可能侵犯農民的農地權益。


  各地必須從城鄉融合發展的大格局和新思維出發,摒棄傳統的“引來企業帶進錢”就萬事大吉、靠“外人”發展的固化思維。要培育農民參與鄉村振興發展的內生動力和能力,通過引資引才為農民搭建平臺,開拓市場,這樣才能避免老板發財、老鄉受窮。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鼓勵社會各界投身鄉村建設,要求加快制定鼓勵引導工商資本參與鄉村振興的指導意見,落實和完善融資貸款、配套設施建設補助、稅費減免、用地等扶持政策;同時,一號文件發出預警:明確政策邊界,保護好農民利益。


  這并非無的放矢,在此前的新農村建設、小城鎮建設、美麗鄉村建設等一輪輪熱潮中,不少地方發生過農民利益受侵犯、積極性不高的典型案例,有前車之鑒。


  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上,既要走得快也要走得穩,絕不能背離方向,忘記初衷。農民是鄉村的守護者,更是推進鄉村振興的內生力量。只有不斷增強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真正帶領農民過上幸福的全面小康生活,這才是鄉村振興的應有之義。


  半月專題


  2  鄉村“樣板工程”易淪為“面子工程”“爛尾工程”


  示范點、產業園、特色鎮:鄉村振興看“樣板”?


  江西某縣一個村莊內,假山、石橋、廊道、花壇、護欄、涼亭、廣場、停車場、公共衛生間、污水處理設施等一應俱全,人居環境媲美城市優質小區。“這是我們高起點規劃、大手筆建設的一個示范點,共投入1200多萬元,還專門聘請了北京一家規劃機構設計。”當地鄉鎮負責人說。


  “一個鄉鎮一般只能搞一到兩個點。”該縣縣長坦言,當地共有自然村2000多個,不可能每個村都按照這么高的標準打造。


  為彰顯“村容整潔”,個別村落被如此精心塑造成示范點,而在另一些地方,鄉村“產業興旺”被刻意標識為一個個產業園區。在一些地方主政者看來,產業園區多,鄉村振興自然“差不了”。


  貴州某縣擁有8個省級農業示范園區,在全省位列前茅。該縣下面的鄉鎮又建有“園中園”,糧油、蔬菜、畜禽、水產等各類產業項目充塞其間,近20個鄉鎮僅有2個沒有農業示范園區覆蓋。“目前可以說,村村都有大工地。”一名鄉鎮負責人說。


  “如果發展不科學,大上項目問題會比較多。”當地干部透露,該縣“攤子鋪得大”,近年來農業產量雖有提升,但產地分散,加工能力匱乏,農產品供給大而不強,農業生產利潤率降低。


  “產業”不夠,“特色”來湊。欠缺農業自然稟賦和比較優勢的一些地方,則熱衷打造特色小鎮,速成特色樣板。


  貴州一位鎮領導向半月談記者介紹,鎮里正在規劃建設一個能容納5萬人左右的特色小鎮。實際上,這個鎮目前的總人口才4萬多人,并且當地的小城鎮建設已經粗具規模。


  在貴州北部,距離縣城相對偏遠的某鄉鎮,正規劃打造一個與五臺山、青城山、峨眉山、梵凈山等媲美的4A級景區。鎮黨委相關負責人告訴半月談記者,當地著手建設“百園之鎮”,兩年之內的目標是100個山地公園。為一睹這“世界級名山”,半月談記者驅車從縣城出發,約一小時的山區公路,坡陡彎急。一路上可見當地村莊為響應鄉村旅游發展的號召,處處開工,大搞開發。


  “樣板化”流于“同質化”,“鋪攤子”易變“爛攤子”


  鄉村振興并不是不需要示范或樣板帶動。但有的鄉鎮看到別的地方樹立樣板,為避免“矮人一頭”,不顧自身條件,“硬著頭皮也要上”,項目攤子也越鋪越大。其中“樣板化”流于“同質化”、“鋪攤子”易變“爛攤子”的風險不可不警惕。


  半月談記者走訪一些鄉鎮建設項目發現,不少村莊的民居和街道風格統一,樣式造型設計思維單一。走在街道上,大都有刻意打造出來的古風古韻的店鋪,很少正常營業,門庭冷落。


  在河南一個傳統農業村,半月談記者看到了一個扶貧“樣板工程”未成形即遭廢棄的景象。剛剛修建的扶貧車間,除了幾臺縫紉機和堆著的布袋子,空無一人。


  “這個扶貧車間是為了就近解決農民就業問題,而直接復制別處經驗建設的。”該村駐村書記介紹,扶貧車間用于村里留守婦女閑時制作布袋,但是由于沒有開拓出真正的市場,幫扶性訂單結束后出現了“活跟不上”的問題。群眾不賺錢,干了一段時間紛紛離開,大家的積極性受到了很大打擊。


  這種沒有市場、沒有成熟工序、沒有健全管理機制,只是照抄照搬別村經驗的項目工程,并沒有如愿成為“樣板工程”。而前期投入很大、已經樹起來的一些“樣板工程”同樣潛伏著不小的風險。


  為快速推進鄉村振興,有些地區在農業生產方面將土地流轉和規模化經營作為重要抓手,有的統一要求推進土地流轉,大搞項目,強力招入企業、大戶流轉土地。部分鄉鎮只注重引入項目,并沒有做好相關項目的長期培育、整體配套、市場開發等工作,進入的農業企業和工商資本一旦面臨市場困境,就可能出現企業或大戶卷鋪蓋走人,留下項目“爛攤子”。


  河南某縣一家酒業制造企業與當地合作社和農民簽訂了高粱種植協議,農民種植的高粱成熟后,企業組織收割工作,并承擔收購、加工、儲運及銷售。然而,由于近年來酒業行業整體形勢變差,企業出現了資金困難,不兌現責任。成熟的高粱在地里沒有人收割,農民即便自己收割了,也不知道去哪里銷售,農民權益受到侵害。


  湖北西部的一個村圍繞鄉村旅游布局發展采摘產業項目,是當地一個較為富裕的明星村,然而光鮮之下亦有隱憂。2017年當地葡萄滯銷,引發上訪。“幾年前,村里動員大家種葡萄,農戶都很積極,但也擔心都種葡萄將來賣給哪個。村干部說賣給游客。2017年葡萄多了,賣不出去,價格壓得很低,連工錢都掙不回來。”在這名村民小組長看來,這是粗放式開發項目的必然后果。


  在湖南某村,六七百畝的良田而今長滿荒草。村民告訴記者,一位私企老板租用當地林地和耕地建起了一家綜合農莊。中央出臺八項規定以后,農莊生意一落千丈,老板欠了大量外債,2013年跳樓自殺,企業破產,這家農莊從此就人去樓空了。


  “要面子不要里子”招民怨,“樣板化”造成公共資源分配失衡


  “要面子不要里子”,是鄉村發展“樣板化”走偏的集中體現,最終損害的是農民利益。


  一些深受華而不實的“樣板工程”之苦的農民反映,有的示范點小區表面光鮮,實則缺乏必備的公共服務支撐。有的新小區,房子建了五六年了,連路燈都不裝。


  湖北某村是當地政府打造的一個亮點。村里數十戶搬遷戶的二層小樓排成一線,整齊大氣。令人吃驚的是,這里村民長期吃水的困難卻一直未解決。一位70多歲的老婆婆告訴記者,她搬到村里有四五年時間了,幾乎年年都缺干凈水。夏天漲水的時候,水龍頭放出來的是泥巴水。在外做生意的兒子只好開車回來拖水。


  “房前幾十米外是排水渠,因長期不清理,垃圾遍地。”一位村民說,鄉村振興不能只有面子、沒有里子,房子建得再漂亮,基本服務跟不上,振興只能是空談。


  鄉村發展“樣板化”走偏也造成公共資源分配的失衡。少數基礎好、有區位優勢的行政村甚至自然村,集聚了大多數的公共資源,缺乏優勢的村則項目難求,甚至在行政村內部,也會產生不同自然村的資源分配不均。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認為,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政府應合理使用公共財政資源,補齊農村基礎設施短板是一項基礎工程。一味樣板示范的馬太效應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均甚至不公,背離了公共資源的屬性,削弱資源使用績效,而且會影響政府公信力,造成政府與群眾關系的疏離。


  3  “一頭熱”:政府主導百姓旁觀?


  政府規劃宏偉,村民不當回事


  鄉村振興迫切需要凝聚力量,群建共治,發揮農民主體作用,讓農民群眾唱主角。但目前不少地方是政府單方面地主抓、主推一些需要共同努力的鄉村事項,農民群眾反而缺席、失語,漠然旁觀。


  半月談記者在中西部一些鄉鎮采訪時,有的黨政主要領導特別樂于介紹當地的規劃、建設和發展,都有很系統的思路和很超前的理念,并且總結出一套模式,或用數字代表,或用文字概括。記者走村串戶采訪發現,實際上,村民鮮有人知道,甚至一些基層干部也搞不清來龍去脈。


  在貴州省北部一個經濟基礎較好的鄉鎮,鎮里的一位主要領導說,現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實現“一村一品”,規劃發展產業4.8萬畝,涉及幾十家企業,目標是打造成“春賞花,夏納涼,秋品果,冬看雪”的理想之地。


  “人在花園里,花在公園中。坡坡花果山,田田蔬菜園。戶戶農家樂,人人小康家。”這位負責人向半月談記者介紹了自己的一套鄉村建設理念,稱規劃是第一位的,要有長遠眼光、大作為。這個鄉鎮的村民卻普遍表示,并不清楚當地黨委政府的規劃,如今村村都在搞建設,很少征求村民意見。


  村民沒有參與感,自然也難以體會到獲得感。在貴州某鄉鎮,工程建設如火如荼,清淤泥,修建筑。當地正按照“農民自有閑置房改經營房、自留地改體驗地、老百姓改服務員、保青山留鄉愁”的模式推進特色民宿發展,由公司統一租賃、統一裝修、統一經營管理村寨農民閑置住房,打造獨具特色的鄉村旅游名片。


  記者一走進村莊,就有村民站出來表示不滿。當地干部和旅游公司一位負責人解釋,個別村民喜歡找事,但絕大多數村民是滿意的。


  半月談記者在河南某縣發現,當地加大力度建設美麗鄉村,在村里建了黨史館和村史館,雖然沒有特別豪華的設施和投入,但建設得頗有現代城市展覽館的樣子,同時還建成了當地戲曲、名人的歷史展覽館。


  然而,在村中走訪發現,一些群眾的房子仍然很破舊,村道還是狹窄坑洼,垃圾隨處可見,和設施先進甚至略顯氣派的村史館比起來,整體村貌讓人更有落差感。


  當地群眾對這些政府所倡導的鄉村文化建設沒有太多好評。有的說,這些地方建好了以后從來沒去過,“就擺那幾樣東西有啥好看的,還不如建個廣場,說話還有地方待”;“建這些都給外人看的,村里人沒人當回事”。


  “干部干、群眾看”,代替包辦現象突出


  在政府強力主導、公司強勢執行之下,農民群眾的意見在一些地方鄉村建設中“被絕緣”。村民認為,重金打造出來的村容村貌、大鋪攤子搞出的政績項目,又與他們有什么關系呢?


  一些基層干部告訴記者,過去,村里修條路,家家戶戶都會積極投工投勞,十分熱鬧;現在,農民都忙著在外打工掙錢,村里的建設主要靠政府推動。半月談記者在河南一村莊發現,雖然村里正熱火朝天地改水、改廁、改路,卻少見村民投工投勞的身影,村莊整治基本上靠政府請人在做。


  許多基層干部反映:“現在能讓老百姓配合你就不錯了,還指望他幫著你做工作?”村民的表現卻是:“這是政府的事,就應該干部來做。我們為什么要出錢出力?”


  “基層干部為了做工作累死累活,村民卻在一旁看,這不僅增加了政府的治理成本,也是一種角色的錯位,并由此引發了許多新問題。”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認為,鄉村振興不能政府包辦,“剃頭挑子一頭熱”。


  鄉村振興須激活農民首創精神和內生動力


  農民主體作用發揮不足,有農民自身的原因,也有政府的責任。長期以來,一些地方政府習慣于強勢介入基層自治事務,鄉村基礎建設、公共服務難以走出大包大攬的思維方式,“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工作格局往往只剩下“政府主導”式的單打獨斗。


  振興鄉村,農民其實有強烈愿望參與其中,但一些地方未能正確處理以政府為引導、以農民為主體的關系,缺乏有效措施,農民參與不進來,其積極性自然也就發揮不出來。


  在鄉村振興中,農民主人翁的地位不容動搖和錯位。王德福等專家認為,政府的工作應“以人民為中心”,更多地問需于民、問計于民、服務于民。這就需要基層工作創新群眾交流通道,打造百姓參與平臺,建立基層服務機制。


  激活農民的鄉村振興主體地位,需要提供更多條件,給農民賦權、放權。政府重在把握宏觀方向,具體規劃建設、上項目,可由市場與村民自主銜接。這既可避免鄉村“千篇一律”“千城一面”,又能激發村民的首創精神和內生動力。


  4  謹防克隆城市不姓農


  工商資本強勢圈地,房地產開發成“光鮮”產業


  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從單純的種糧務農、進城打工以外,實現三產融合,開拓農民就業增收的“第三空間”。


  然而,在政府大力助推之下,工商資本進入農業后,有相當一部分從事的并不是農業生產經營,出現了“房地產化”、“圈地化”的苗頭,偏離“三農”軌道。


  由于種糧的比較效益低,糧補等都是直補給承包農戶,而搞其他種養業或經濟項目開發效益普遍要高,某些工商企業和大戶借土地經營權流轉之名,擅自將農田“非糧化”,改成養殖場、花木基地、農家樂、私人會所等,甚至打“擦邊球”,“以租代征”,搞工商項目開發。


  “圈地”卻不直接開發,是“非農化”的一種典型表現。“我身邊就有朋友干這個,利潤空間很大。他們一次跟農民簽約很多畝,再轉包或分包,看哪個老板有能力來要地。他們待價而沽,從中賺取差價,轉包不了就撂荒。”廣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教授官錫強坦言。


  在“非農化”過程中,房地產開發也成為諸多地方青睞的光鮮產業。江西中部的一個新村建設點矗立著一排整齊漂亮的兩層半小樓,當地干部說,這些房子是他們利用村莊整治中節約出來的土地開發的商品房,已經開始對外向城里人銷售了。


  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年來許多實力雄厚的大資本看中了農村的綠水青山,以“養生谷”“健康小鎮”“養老醫療”等為名,從事旅游地產開發,在山谷中建設可以出售的別墅,以及高端酒店和休閑度假設施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說:“如果任由‘非農化’主導鄉村振興的產業發展政策,最終結果非但絕大多數普通農民受益有限,反而加劇強勢資本對鄉村資源的侵占,瓦解穩定鄉村社會的根基。”


  農村沒了“農味兒”,鄉村振興成“拷貝”城市


  從鄉村發展價值取向來看,一些鄉村建設不注重保留本地鮮活的“農味兒”,一味地向城市看齊,誤以為鄉村振興就是對標城市,就是對標高樓大廈,從而失去了鄉土文明固有的“精氣神”。


  一段時間以來,有的地方完全不顧及農村生產、生活的實際情況,強推農村新社區建設。一些農村社區看似道路、廣場、花壇、商鋪等基礎設施配套齊全,和城里的小區沒有兩樣,但老百姓生產、生活變得頗為不便。


  半月談記者在江西某縣采訪看到,當地一個遷村并居項目由政府投資,在集鎮附近建設了一個社區,在社區建設規劃圖中,房屋的戶型結構完全和城市居民小區并無二致,還在房前畫上了停車位等。小區整體房屋是徽派風格,房屋面積也是按照縣市商品房最熱銷的三居室設計的。


  如此精美的設計對一些村民來說,并不實用。“習慣了一家一戶的院子,弄一片停車場還不如給每家一個小院來得實在。”一位村民說,三居室在農村不適合,“分了家的老兩口住太大了,沒分家的幾輩人一起住又不夠”。


  近年來,特色小鎮建設也如火如荼。不少地方僅僅抓住當地一兩個傳說故事,就建起了相關主題的特色小鎮,清一色的仿古建筑,標配的商業街,商戶銷售的也不過是各個市場的“大路貨”,幾乎看不到與特色鄉鎮相關聯的文化印記。


  預防“非農化”,留住鄉愁記憶


  當前的鄉村振興必須從產業和鄉村風貌兩個方面保留其姓農的特色。


  黑龍江省農科院原總經濟師矯江、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蔣和平等專家建議,首先要認識鄉村建設開發的復雜性,做好風險預估,在資本下鄉項目啟動之初就要做出詳細研究。要對農村資源價值和開發風險做專業評估,對資本方的履約能力進行有效認定,對履約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不確定性做出明確的預判和約定等。


  同時,建立工商資本投資清單制度和資本準入制度。湖南省農業委員會農村經營管理處處長董成森認為,應結合當地農業農村發展情況,編制工商資本投資規劃、投資指南等,引導工商資本進入農業生產發展薄弱環節,如發展裝備農業、現代種養業、智慧農業、農產品流通等新業態。


  實現產業興旺,須讓農業現代化接地氣,帶農味兒。在貴州遵義市匯川區召開的2017中國農民工返鄉創業創新助推鄉村振興發展大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盧中原表示,要立足農業現代化的生產、研發、科技服務體系,真正實現鄉村一二三產融合發展。


  推進鄉村振興,對土地用途管制不能偏松,須有效防止“非糧化”、“非農化”。湖南省委講師團教授、湖南省政府參事室智庫聯盟專家彭宏杰建議,加強資本下鄉對土地用途管制執法檢查,將流轉耕地用途檢查納入縣鄉兩級日常土地巡查范圍,確保對耕地流轉用途監管到位。


  保留鄉村風貌神韻,喚醒鄉愁記憶,是當前鄉村振興中亟待加強的內容。一些專家和基層干部認為,城鄉融合發展不是將農村變為城市,城鄉一體化也不是城鄉“一樣化”。尊重村莊自然肌理,尊重鄉土文化,回歸鄉音鄉味鄉情,讓村莊各顯其美, 才是農民熟悉的、想要的鄉村。


  在江西南昌市青嵐湖邊的西湖李家村,馬頭墻巍聳,紅石路蜿蜒,路旁、山岡、塘畔、湖灘,處處綠樹成蔭,村民們安居樂業、和諧禮讓蔚然成風。


  今年70多歲的李豆羅曾任南昌市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2010年退休后,他放棄城市生活,回到家鄉。改造土坯房,修建農博館,恢復傳統民俗,發展鄉村旅游……在他的帶領下,西湖李家村這個日漸蕭條的古村又煥發出新的活力。


  “古村神韻,田園稻香,塘中蓮藕,山間鷺翔,農家飯菜,湖邊泳場。”這是李豆羅為西湖李家勾勒的新田園圖景。“農村就是農村,農村就要像農村。”李豆羅說,現在不少地方搞新農村,是搞城鎮化、工業化,而他的理念是山水化、田園化和新農耕文化、新鄉風文明。


  新時代新氣象新作為


  5  干部問責須精準


  自黨的十八大深入持續推進反腐倡廉以來,一方面,黨風廉政建設取得顯著成就;另一方面,一些干部施政風格趨于保守,擔心被問責而產生委屈、消極甚至懈怠的心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立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旗幟鮮明為那些敢于擔當、踏實做事、不謀私利的干部撐腰鼓勁。《半月談》基層干部讀者關心:如何通過規范問責、強化激勵和建立容錯糾錯機制,來有效防范無為無能干部出現的制度性風險?


  干部問責務必依法規范


  “穩定就是搞定,沒事便是本事。”部分干部錯誤地認為,改革創新不僅沒有正面激勵,反而面臨被問責的可能;即便不被問責,出現錯誤也難以撇清關系。隨著問責力度加大,如何避免被問責,已成為部分干部開展工作首先考慮的因素。


  再好的頂層設計,最終需要基層干部加以落實。如果上級部門對這些不正常心態重視不夠,或視而不見,基層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必定受挫傷,中央政策落實“最后一公里”問題也將更突出。


  權責一致是組織設計和執行力建設的基本原則,即管理者擁有的權力與其承擔的責任應大致對等。因此,問責過程必須依法規范,不應過多過濫。


  一方面,監管問責須依法進行。要按照刑法、行政訴訟法等法律界定和程序進行,并依照《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等黨紀政紀規定確定和開展,切忌缺乏黨紀政紀國法依據的無端問責或過度問責。


  另一方面,干部問責必須規范。必須基于黨紀政紀國法所規定的問責程序,對于問責事實、問責依據、問責方式、批準機關、生效時間、當事人的申訴期限及受理機關等,要規范透明,并保證被問責對象具有正當的申訴權利。


  正面激勵務必多樣持久


  減輕消極情緒,除了依法和規范的問責約束之外,同樣需要強有力的正向激勵,做到“胡蘿卜要甜,大棒要疼”。然而,政府部門所能提供的激勵手段,特別是經濟激勵手段還相對有限。


  第一,結合公務員分類制度與薪酬制度改革,試行黨政干部薪酬寬帶制,推動其工資收入在晉升比較困難的情況下能夠與監管績效掛鉤。


  第二,拓寬各級黨政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的晉升渠道,優先從基層工作人員中考錄和遴選上級部門公務員。


  第三,培育和建設行政文化,大力宣傳各級黨政干部的正面典型和模范人物,增強他們的部門認同感。


  第四,各級黨委和政府在制定重大決策和考核目標時,應積極與基層黨政干部加強協商和溝通,讓他們參與到這些工作中去。


  容錯糾錯務必精準透明


  建立容錯糾錯機制,必須做到準確無誤,即對黨政干部的改革探索行為在主觀意圖、利益關聯、行為效果、因果關系等方面,要進行精準的界定和識別,在獎勵和問責的尺度上進行細致的定位和區分。


  首先,要建立容錯糾錯機制的清單制度。列舉適用容錯機制的正面事項情況及其具體條件,同時注明相應的糾錯措施與辦法,以及免責減責的情形與裁量空間,以此作為容錯糾錯機制適用的基本依據。


  其次,建立容錯糾錯機制的復審和社會公開制度。一方面,本級紀委監察部門所作出的容錯糾錯決定,需接受上級紀委監察部門的二次審查,以防止容錯機制的可能濫用;另一方面,容錯糾錯機制適用的案例一旦成立,除關系國家安全或其他應當保密的內容外,應向社會公眾公開適用的案例及其細節,并接受社會公眾和媒體的監督。同時,加大對典型案例的整理和宣傳,這樣既能讓更多干部在實踐中把握好改革創新工作的尺度,又能營造改革創新的良好社會氛圍。


  再次,建立容錯與糾錯之間的聯動體系制度。一旦做出容錯決定,就自動啟動糾錯機制,鼓勵黨政干部盡力挽回損失,最大限度地將功補過,以此將容錯機制變為推進糾錯的強大動力,讓糾錯效果成為容錯決定的重要依據。


  最后,將容錯糾錯區分等級,并寫入黨政干部的職位說明書。針對不同部門、不同崗位的工作性質,制定優先性不同的容錯糾錯等級,對于工作性質創新性較強、決策裁量空間較大的工作部門和崗位,應予以標記較高的容錯糾錯等級;對工作性質相對日常化、決策裁量空間較小的,則標記相對較低的容錯糾錯等級。同時把不同等級的決策與風險提示聯系起來,保護干部干事創業的熱情,從根源上避免庸官出現的制度性風險。


  6  淘寶村逃出窮日子


  阿里巴巴集團發布的報告顯示,2017年全國淘寶村超過2100個,淘寶鎮超過240個。而在2014年,全國淘寶村的數量剛剛超過200個。


  “鍵盤一響,黃金萬兩”“淘寶逃出窮日子” “闖東北、下江南,不如在家編花籃”……類似的標語近年來布滿山東的不少鄉村,電商給鄉村帶來蓬勃生機。


  在山東菏澤市,2013年僅有2個淘寶村,2017年這一數字飆升到168個。菏澤市電子商務發展規模與淘寶村數量同步增長。菏澤市委書記孫愛軍說,菏澤市電子商務交易額連續3年增幅在50%以上,2017年1至11月份突破1600億元、增長70%以上。


  淘寶村數量、農村電商交易額大幅增長,孕育出商品多元化、網商企業化、服務體系持續升級等新特征、新元素。


  在山東網農們的網店里,從傳統的農產品、手工藝品,到電動平衡車、掃地機器人等科技創新產品,商品多元化趨勢明顯;從大部分是草根創業,以個人或家庭經營為主,到開始注冊公司、創立品牌、申請專利,甚至投資、收購其他企業,網商企業化逐步深入。


  山東鄆城愛尚羽羽絨制品有限公司創始人鄭本棟的淘寶網店,已經連續兩年在“雙十一”期間的營業額超過1000萬元。他告訴半月談記者,借助電商實現創業夢想后,創業者一定要不斷提高品質、打響品牌。


  目前,全國2100余個淘寶村的活躍網店超過40萬個。憑借此,鄉村振興獲得新的產業基礎,鄉村的經濟社會價值得以重估。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阿里研究院院長高紅冰說,網商低成本創業、快速成長,創造直接就業機會,并且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進一步創造間接就業機會。


  2016年,山東曹縣電子商務交易額達65億元。截至2017年8月,曹縣約4.5萬個網店,電商從業人員約14.7萬人,帶動約2萬名貧困群眾脫貧。


  市場需求、政府扶持、創業者奮斗,三者推動著農村群眾利用電子商務發家致富夢想的實現。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邱澤奇認為,這一過程逐漸形成了新的經濟和市場秩序、新的生活秩序。“這是一個三角,相互支撐。”


  農村電商讓家庭經濟煥發活力,這給偏遠山區、貧困山區、特色農業地區帶來了很大的發展機遇。山東省商務廳電商處處長許冰波說,特色的產業、特色的產品資源,是把農村電商根植于鄉村最重要的因素。


  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何宇鵬認為,農村電商讓原本偏遠的、欠發達的地區有了發展的空間和余地,并把現代的生產方式植根于農村,這對傳統產業、傳統鄉村,“實際上起到復興的作用”。


  農村電商成為吸引人才振興鄉村的抓手。“發展電商給村子帶來很多人氣。”曹縣大集鎮丁樓村電商帶頭人任慶生告訴半月談記者,幾年前,丁樓村年輕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但是現在全都回來了,有的甚至放棄了很好的工作機會也要回來創業。不僅本村人口回流,淘寶帶動的產業發展讓丁樓村成為周邊群眾的就業聚集地,來該村打工的人數達到2600多人,超過本村人口2倍以上。


  從2009年用借來的1400元錢買一臺組裝電腦起步,到發展為通過電商帶領鄉親們共同致富,任慶生2014年被選舉為村黨支部書記。他告訴記者,現在村里錢多了、車多了,家庭關系有了明顯改觀,丁樓村已經連續5年沒有發生一起盜竊、賭博、打架斗毆等治安事件。


  半月調查


  7  世上無“神藥”,匹多莫德也不例外


  輔助用藥因治療病種多、適用科室廣,常被稱為“神藥”。


  繼治療白內障的“神藥”莎普愛思滴眼液被曝光后,免疫刺激調節劑匹多莫德近期被質疑臨床療效不明。


  北京和睦家醫院藥師、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藥學碩士冀連梅發文《一年狂賣40億的匹多莫德,請放過中國兒童!》,在網絡廣泛流傳。


  半月談記者對此在多地進行了調查。


  匹多莫德被指存在臨床療效及安全性不明


  相關說明顯示,匹多莫德是免疫調節劑,適用于機體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并可用于預防急性感染,縮短病程,減少疾病的嚴重程度,可作為急性感染期的輔助用藥。


  冀連梅稱,根據網上檢索的數據得知,2016年匹多莫德在國內等級醫院銷售額達到了35億元,在零售藥店的銷售額是4.27億元,再加上在其他非等級醫院的銷售額,總額可能會達40億元,其中絕大多數由兒童患者埋單。匹多莫德每盒單價從幾十到上百元不等,且普遍一開就是一個月的量,一吃就是3個月的療程。


  網友“札肯”等多名網友反映,帶孩子去某醫院看感冒,不管哪個醫生,都會給開這個藥,全自費,拒絕都沒用。


  匹多莫德由意大利研發并于1993年首次在該國上市,目前僅在中國、意大利、韓國、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使用。在我國,匹多莫德有國內多家藥廠生產的口服液、顆粒、分散片等,及意大利進口的口服液。


  冀連梅以匹多莫德英文藥名“pidotimod”在國外權威數據庫“PubMed”“Cochrane”及國內數據庫檢索發現,目前國內外都缺乏高質量的可靠臨床研究證實匹多莫德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此外,匹多莫德沒有被收錄到任何一本標準的藥理學教材,也沒有被歐盟藥品監管部門EMA或美國藥品監管部門FDA批準上市。


  面對療效不明確等質疑,匹多莫德的生產企業南京海辰藥業回應:“這個藥進入市場很多年了,從市場反饋來看,對于患者增強免疫力還是有用處的。”


  江蘇吳中醫藥回應:“其是國家藥監局批文生產的,使用說明書經過國家核準并具有法律效力,說明書上所有適應癥都經過醫學證明。”


  “神藥”家族疑云重重


  治療病種多、適用科室廣,輔助用藥常被稱為“神藥”“萬金油”。半月談記者調查梳理發現,匹多莫德缺乏足夠有說服力的臨床研究。


  中國藥科大學基礎醫學與臨床藥學學院副院長丁選勝、北京大學醫學部免疫學系副主任王月丹等多位專家認為,盡管目前很大一部分臨床研究看到了匹多莫德的效果,但研究的證據級別、樣本數量、科研設計普遍存在質量不高、說服力不強等問題。


  而且,研究主要是對現象指標的觀察層面,對藥物具體的作用機制沒有研究清楚。


  被質疑的“神藥”并非個案。2017年12月2日“丁香醫生”公眾號發布名為《一年狂賣7.5億的洗腦神藥,請放過中國老人》的文章,莎普愛思滴眼液的有效性遭多位醫生質疑,并被食藥監總局要求重新開展臨床試驗。


  之前“冀連梅藥師”微信公眾號還指出了另一個“神藥”——“羥甲淀粉鈉”,半月談記者查詢發現,網絡上有很多家長對“匹多莫德”“羥甲淀粉鈉”哪個更好、能否共同使用等發問。


  有效性的邊界在哪里?冀連梅說,從“羥甲淀粉鈉”的說明書上看到,這是免疫調節藥,臨床用于小兒反復呼吸道感染和由此誘發的支氣管哮喘,不良反應少見。


  但實際上,羥甲淀粉鈉通常被作為膠囊、片劑的輔料,促進藥物分解、溶解和吸收,在食品工業中也被廣泛應用于制作面包、蛋糕,查詢多個數據庫后幾乎沒有找到其作為免疫調節藥的研究證據。


  “神藥”橫行,該如何促進合理用藥


  “莎普愛思”事件后,業內人士呼吁,應考慮建立常態機制,暢通專業人士對“神藥”的反映渠道,對其開展排查。


  公眾的醫學常識薄弱也是“神藥”熱銷的幫兇。2016年我國居民健康素養監測結果顯示,包括合理用藥在內的基本醫療素養僅為12.76%,“大病上醫院,小病進藥店”已經成為百姓的普遍做法。


  丁選勝表示,提高公眾合理用藥、安全用藥意識迫在眉睫。


  兒童的免疫系統還在不斷發育成熟,不應該被輕易冠上免疫力低下的帽子而隨意用藥。


  多位專家表示,是否為免疫力低下,在醫學界有嚴格定義,絕大部分人的免疫力是正常的。


  對懷疑免疫力低下的孩子,建議家長帶孩子到醫院做一個有關免疫功能的全套檢測,以作為醫生的診斷依據。


  半月話題


  8  二線城市:搶人才還是找“接盤俠”


  還是房子最耀眼!二線城市:搶人才還是找“接盤俠”?


  人才代表著未來。去年以來,一場二線城市之間的“搶人大戰”爆發,并呈愈演愈烈之勢。


  然而,半月談記者梳理發現,在花樣繁多的各種搶人政策中,最耀眼的是“房子”這張牌。


  大規模引進年輕人這一主力購房群體落戶,讓外界產生“曲線救國”放松房地產調控的揣測。


  到底是“人才爭奪戰”還是尋找“接盤俠”?半月談記者近期走訪了部分二線城市。


  引才政策千千萬,還是房子最耀眼


  2017年底,剛從華中科技大學畢業半年、在武漢基層當選調生的李婉終于在武漢有了屬于自己的“小窩”:這套一居室的公寓房地處輕軌站旁,精裝修,每月租金1599元。“我入住后,就裝了個窗簾。”這一切讓剛走出校門的李婉很滿意,“武漢的人才租賃房讓我在異鄉找到家的感覺”。


  據不完全統計,從去年10月以來短短3個月,全國就有近20個城市與地區發布了人才引進新政。其中,大部分城市的新政中都有關于購房、租房的優惠措施。


  鄭州針對新引進落戶、鄭州戶籍未遷出戶口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35歲以下的碩士研究生、“雙一流”建設高校的本科畢業生,出臺在鄭州購買首套自住商品住宅,可免予提供社保或個稅證明的政策。


  六朝古都南京直接提出高層次人才在南京購首套房不受戶籍限制。


  長沙則將人才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凡是具有專科以上學歷、技師及以上職業資格的人才,首套房不受戶籍、社保繳存的限制。


  天津、青島、西安……各地都用不同的安居夢作為吸引人才落戶的重要砝碼。


  廣納賢才or曲線救市?


  過去拼GDP、拼招商引資的二線城市,為何突然拼起了人才吸引力?業內人士分析,這反映出二線城市在產業轉型升級發展、應對人口老齡化壓力等方面存在諸多現實需求。


  武漢市招才局相關負責人說,武漢市共有89所高校,出臺一系列招才引智舉措的最終目的,還是為留住大學生,留下城市未來發展的潛力與希望。


  與此同時,武漢市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壓力也是迫使武漢實施“百萬大學生留漢工程”的重要因素。武漢市戶籍人口中,60歲以上老人占全市人口比2016年首度超過20%。


  不過,這場火熱的“搶人大戰”背后,也有分析質疑,熱衷于這波人才爭奪戰的二線城市恰好也是去年以來國內房地產調控的熱點城市,這些人才政策很大程度上不是為了吸引人才,而是為吸引購房者,給樓市限購曲線松綁,是變相的房市調控政策。


  數據顯示,2017年30.1萬名大學畢業生留在武漢創業就業,全年新增落戶大學生14.2萬人,是2016年的7倍多。而日均約390名新增大學生落戶的人口流入量,也帶火了武漢“樓市”。


  武漢市一位房產中介從業者表示,現在留在武漢的大學生越來越多,他們本身就是購房剛需。盡管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武漢2017年11月新房價格環比10月份持平,與2016年同期相比,僅上漲0.1%,但武漢樓市依舊火爆。


  重慶大學建設管理與房地產學院教授馬智利認為,當下二線城市的人才引進策略確實可能實現一箭雙雕的目的:“一方面能解決城市產業升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擴大購房人群,有利于補充因限購導致的市場需求急劇萎縮,避免引起房地產市場大起大落。”


  警惕:勿傷人才心,淪為“接盤俠”


  半月談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以大學畢業生為主體的人才大軍對今后長遠發展抱有更高期望,而不僅僅滿足于眼下的短期政策。


  中部某省督查組在去年一次暗訪中發現,一個準備來該省創業的大學畢業生反映,申請律師執業證時有關部門稱需要提供居住證,而居住證辦理條件必須在當地居住半年以上,剛來外地學生很難符合以上要求。


  中國指數研究院華中市場總監李國政認為,吸引大學畢業生落戶,制定購房、租房等優惠居住政策只是輔助手段,也是切實解決剛畢業不久大學生收入有限、購房困難等實際困難的必要手段,但切勿因果倒置,主次混淆。


  馬智利也認為,要吸引人才,但更要留得住人才。


  一方面要找準自己的定位,將當地的比較優勢發揮出來,做大做強產業鏈,為人才創造更多發展機遇;


  另一方面則要創造良好的教育、醫療、營商環境及城市環境、居住條件等,讓人才能夠在這些城市扎根。


  在部分地方政府樓市庫存上升、土地出讓金收入下滑明顯等大背景下,不排除一些地方利用吸引大學生落戶等政策,達到擴大購房群體數量、變相刺激樓市的情況,對這一現象需要予以高度警惕。


  基層治理現代化


  9  城市拿什么善待“小漂族”?


  隨著大城市積分入學等相關政策的不斷完善,越來越多的進城務工者將子女從農村接到城市居住。然而,家庭的團聚未能使留守兒童問題迎刃而解,許多隨遷兒童進城后無人看管、學習落后,“被邊緣化”“孤島化”現象未得到有效解決。


  頻繁流動,他們跟不上、學不進


  廣州市番禺區新君豪中英文學校是一所九年制的外來工子弟學校,拖欠學費的現象在該校時有發生,以2017年秋季學期為例,該校學生總共欠學費60多萬元。“有的學生欠一兩千學費,我們都讓他們先上學,剩下的再慢慢湊,但仍有學生因家庭負擔重而轉學回農村。”校長曹海說。


  “學校從三年級開始學英語,但很多插班生連26個英文字母都不認識,跟不上、學不進導致厭學情緒高發。”新君豪中英文學校英語老師劉菊東說。據介紹,該校每年約110名學生從初三畢業,僅有10多個上了公辦高中,大多數輟學或進入職高。


  廣州市番禺區來穗人員服務管理局的最新調查顯示,外來人員居住在出租屋的占70%,他們平均每年更換住所2.5次。父母頻繁更換住所,孩子則頻繁流動于各個外來工子弟學校。


  劉菊東還特別提到,外來工子女家庭出現分居或離異的情況越來越多,僅她所帶的三年級某班,就有超過1/3的孩子父母離異。“最可惜的是,一些原來成績很好的孩子,因為新家庭的不支持,只能重回老家留守。”


  “漂”來城市,他們成了“幫工”


  在一個不足10平米的出租屋內,14歲的初二女生婉婷與上小學一年級的弟弟坐在房中小板凳上。弟弟從地上一堆零件包中找出合適的零件遞給姐姐,姐姐用手中的鑷子輕輕一捏,一個項鏈的配飾和鏈條就合起來。


  這是半月談記者在番禺區新橋村走訪時看到的情形。


  婉婷姐弟2年前從廣東梅州來到廣州生活學習,和在此務工的父母團聚。姐弟倆告訴記者,周末不上學的時候,他們平均每天要做1000個左右的小飾品,一個賺2分錢。


  新橋村主街道兩旁,密密麻麻地分布著許多兩三層的小樓,附近是各式各樣家庭小作坊,不少外來人員在此工作、居住。許多孩子需要如婉婷姐弟一樣盡己所能幫補生計。


  有色屏障,他們難融入城市


  “你別跑出去,你不認識路,我們待會兒找不到你了。”祁瑩雪以非常嚴厲的口吻對弟弟說。


  今年13歲的祁瑩雪是個河南女孩,假期及周末她主要負責照看10歲的妹妹、8歲的弟弟。其實祁瑩雪自己也不認識路,活動范圍極其狹窄,跟周圍的鄰居幾乎沒有交流。


  廣州市番禺區鐘村街道一位外來工王女士告訴記者,自己從云南曲靖到廣州工作已經10年,孩子雖然通過積分入學進入公辦學校,但仍能感受到當地居民、同學對孩子的排斥和偏見。


  據曹海觀察,一些外來工子女往往會出現語言過激、行為過激、接受不了老師的教育等特征。他剛到該校時,學校初中生厭學情緒高發,畢業后終止學業的學生高達90%。


  類似這樣的城市“小漂族”越來越多,對城市管理者提出了不能再拖的迫切要求。


  專家認為,推動流動兒童穩定融入城市,需要完善立體化社會支持系統,推動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覆蓋,同時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讓更多的社會組織參與到城市流動兒童服務中來。


  教育


  10  貪官文憑怎得來?不能放過“文憑腐敗”


  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形成,一批官員陸續落馬。半月談記者梳理了142名十八大后黨政系統省部級以上落馬高官的履歷,發現這些落馬官員的高學歷獲取經歷具有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疑點多等“四多”特點。眾多學子寒窗苦讀十數載才能獲得的學歷,這些高官怎么就能如此輕松拿下?


  其實,不少貪官學歷“速成”的背后隱藏著“權學同謀”的利益鏈,要徹底斬斷,還須對貪官的文憑亂象一查到底。貪官的文憑亂象不僅污染了官場生態,也污染了教育生態。


  起底落馬高官學歷文憑三大怪象


  跨界多,傍名校。半月談記者分析發現,這些落馬高官學歷多存在跨界現象:48名博士高官中,有26人跨界,占54%;66名碩士高官中,有33人跨界,占50%。不僅跨界,不少落馬官員還擁有院長、教授、高級工程師、博士生導師等響亮頭銜。


  本碩博學科跨界本非稀有之事,但有些落馬高官的跨界實在令人不易理解。曾任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公安局局長的武長順工作40余年間,從未離開過公安崗位,卻獲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工學博士和高級工程師的頭銜,其博士所學專業還是專業性極強的機械設計及理論。他也許具有這些方面的能力,但能不能達到博士水準則不得而知。


  云南省原副省長沈培平中文專業出身,經過某黨校函授學院在職研究生班經濟管理專業學習后,于2007年跨界取得了北京某名校自然地理學專業的理學博士。在他獲得博士學位僅5個月后,還被聘為該校資源學院兼職教授。


  基礎差,速度快。半月談記者分析發現,不少落馬官員基礎學歷較差,甚至沒有基礎學歷,但這些落馬高官基本上都能在短時間內取得相關學歷,碩士學歷一般兩年獲得,博士學歷一般3年獲得,從公開報道看,沒有哪位高官因為論文、答辯等環節“卡殼”而拿不到文憑。


  今年1月初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審查的山東省原副省長季緗綺,2005年1月從某名校現代遠程教育學院工商管理專業本科畢業后,僅過了5個月,就獲得了該校國際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河北省委原書記周本順不僅是管理學、法學雙博士,而且僅用一年就獲得了國內某知名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


  交叉學,多文憑。今年1月初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審查的陜西省原副省長馮新柱在陜西省農電管理局任職期間,參加了財政學專業在職研究生班學習,又在擔任銅川市長期間,同時參加了某黨校在職研究生班哲學專業學習和西北某名校經濟管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班學習,兩者的重合時間接近2年。


  與此類似的還有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他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巴彥淖爾市任職期間,曾同時參加了法學理論專業學習和工商管理專業學習,兩者的重合時間超過1年。


  “權學同謀”為官員學歷腐敗開綠燈


  官員為何對文憑趨之若鶩?“年齡是個寶,文憑不可少,關系最重要。”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說,年齡不容易改,取得學歷相對就容易些,只要把學校關系打通就行。


  高校為何對此把關不嚴呢?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很多官員手中掌握了資源分配權,有些高校甘愿拿教育資源與之交換,樂意招官員讀碩士、博士,并在考試、畢業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李永忠說,一些高校這么做的原因,一是需求大,部分官員為了更快提拔,對文憑需求量很高;二是辦事易,這是你情我愿的交易,你的文憑是我給的,你還不得為我辦點事?三是人脈廣,有些官員來讀書,企業家也會因此來讀,企業家對拿文憑并不感興趣,但通過這個平臺,可以認識官員,這對高校創收無疑是有幫助的。


  據媒體報道,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在攻讀江蘇某名校在職博士學位時,另一個身份是該校的校董。根據該校董事會章程,董事們有為該校的建設和發展提供資金、物質、信息等支持的義務;同時,“對董事直系二代子女報考該校的,在政策范圍內予以照顧錄取,在該校自主權限內給予優惠;對董事推薦的考生,在同等條件下優先錄取”。


  由于“權學同謀”利益鏈的形成,某些官員可以輕松突破招生、培養、答辯等諸多環節,順利拿到各類文憑。熊丙奇指出,在諸多官員的學歷腐敗過程中,有關大學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僅沒有執行嚴格的標準,反而降低錄取標準,為官員“深造”大開綠燈。


  雙向治理剎住“權學同謀”歪風


  浙江省委黨校教授吳錦良說,十八大以前,公費支出比較混亂,官員攻讀學位各種花銷,都通過各種渠道報銷,自己不用花錢;十八大后,中央八項規定管住了錢,現在干部要讀學位,得自己掏錢,熱情也減少了大半。


  此外,據半月談記者統計,有相當多官員學歷出自中央或地方的黨校系統。“黨校辦官員學歷教育的高潮已過,組織部門跟黨校合作辦班也在控制,而且,以前黨校辦班有助于教師創收,現在沒有直接利益關系了,而且管得十分嚴格,黨校也失去了動力。”吳錦良說,這就又切斷了官員拿文憑的一個重要渠道。


  雖然有所遏制,但要徹底杜絕這股歪風,并非易事。“雖然說官員自己掏錢了,但還是可以找別人買單。黨校辦得少了,他還可以找高校,而且有的官員可能會做得更加隱蔽。”吳錦良說。


  李永忠認為,打擊官員混文憑,不是說官員不能拿文憑,而是要合法合規地拿文憑。對于官員讀書,也要在入學考試上一視同仁,嚴格把好畢業關,減少走漏洞的空間。官員讀書拿學歷,要全程留痕,凡發現弄虛作假,一律記錄在案,轉交組織部門。


  “如果讀書尚且不誠信,為官的誠信又在哪里?對于官員的畢業論文,也可考慮公開,接受公眾監督。”李永忠說。


  專家建議,紀檢檢察機關和組織部門,對落馬官員不能只查“政治賬”“經濟賬”,有嫌疑的“文憑賬”也應一查到底,切斷“權學交易”的鏈條。


  文化


  11  國粹進直播,圈粉90后


  如今,足不出戶即可體驗國粹之美、非遺之妙、民樂之雅,一些優秀的傳統文化正通過互聯網直播平臺展示和傳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被“圈粉”。


  再現國粹之美


  2017年9月,京劇梅派傳人胡文閣等4名傳統戲曲傳承人通過泛娛樂平臺陌陌舉辦了一場直播活動,時髦的直播平臺與傳統的國粹藝術碰撞出新的火花。


  《貴妃醉酒》《牡丹亭·驚夢》等4部經典戲曲片段在短短90分鐘里有62.7萬觀眾觀看,打賞禮物超過360萬“星光值”。為提高互動,他們還為網友普及了戲曲妝容、服飾等基礎知識。無數網友通過彈幕打出“高大上的藝術,很享受”“原來國粹可以這么美”,同時送上火箭、跑車、游艇等打賞。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不限于陌陌,這股“直播清流”正在各直播平臺圈粉年輕人。


  2017年5月至8月,斗魚直播展開“致·非遺 敬·匠心”系列直播活動,在北京、湖北、江蘇等地完成了對端午節、粵劇、雕版印刷等非遺項目的30場直播活動。這一活動累計觀看人次達1000多萬。其中,古琴斫制場累計觀看達58萬人次。


  2017年9月17日晚,在一場公益音樂會直播中,中央民族樂團和中國愛樂樂團的演奏家們用中胡、琵琶和鋼琴、打擊樂完成了一場中國民樂和西洋樂的“對話”。這場公益音樂會吸引了超過60萬人次在線觀看,并獲得折合人民幣10.6萬元的虛擬禮物打賞。


  傳統文化“擴音器”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關宇說,將網絡直播與傳統戲曲結合,讓藝術家使用新媒體來傳播藝術文化,這種傳播形式具有創新性與示范意義。


  北京網絡文化協會會長庹祖海認為,雖然傳統文化具備深厚底蘊,但和深受網絡熏陶的年輕一代之間缺乏足夠的溝通,這對傳統文化的繼承發揚和網絡文化的創新發展都是不利的。“網絡直播可以成為優秀傳統文化的擴音器。”


  從行業發展看,網絡直播行業的運營正規化和內容精品化是其發展的兩大方向。斗魚直播創始人陳少杰認為,傳統文化能豐富直播平臺的優質內容,構建良好的網絡直播環境,“我們會持續做好中華傳統文化的網絡傳播、中國大國形象的現實傳播”。


  “活”起來,“火”起來


  “文化生長具有其內在邏輯,傳播只是其中一個環節。傳統文化不僅需要‘火起來’,更需要‘活起來’。”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張志華說,直播能讓年輕人接觸傳統文化,但如何讓年輕人深度參與傳統文化,繼而傳承傳統文化,還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目前,“傳統文化進社區”“傳統文化進校園”等“傳統文化+”“非遺+”活動在全國多地積極推進。張志華表示:“不同平臺、不同類型的活動觸達的人群不同,最終實現的效果也不同。傳統文化的傳播和推進需要更多平臺和更多形式的參與和介入。”

教材
政策咨詢
在線題庫
廣告合作
返回頂部
重庆幸运农场开奖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