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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月談第6期_半月談2018第6期文章匯總
http://www.32061353.com       2018-04-09      來源:半月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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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高質量發展亟須制度環境護航


  自黨的十九大作出“我國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以來,推動高質量發展,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對推動高質量發展進行了具體部署,提出要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圍繞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要尊重經濟規律,遠近結合,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實現經濟平穩增長和質量效益提高互促共進。


  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已經形成廣泛共識。從目標上看,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態、新方式,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從動力機制上看,高質量發展就是我們常講的“內涵式發展”,主要靠創新和技術進步驅動;而低質量發展就是“外延式發展”,主要靠要素和投資驅動。


  衡量高質量發展最主要的標準是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快并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力量,就表明經濟發展已步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由此觀之,我國推進高質量發展仍面臨不少發展瓶頸和制度瓶頸。


  一是要素供給的限制,包括資源環境約束、人口結構變化和融資成本偏高等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是過去粗放式發展的代價,越積越多,在經濟體內形成巨大的發展包袱或“病灶”;人口結構變化,將抬高人力資源特別是普遍勞動力的成本,使經濟增長空間受到限制;而金融結構不合理、體制不完善則導致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制約經濟效率的提升。


  二是結構性矛盾突出,影響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我國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為存量結構問題。過去長期的高增長主要是追求增加產量,忽視質量和效率,產生了大量的低效GDP或低水平的過剩產能,成為經濟體內部的一個大“腫塊”,它們吸附了大量資源要素,卻不帶來產出或產出很少。與此同時,它們還擠壓了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空間,破壞了經濟發展的整體環境。


  三是發展在區域間、城鄉間、產業間、需求間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這些問題不僅不符合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而且割裂了發展的整體性、協同性,使經濟各個領域之間、各種環節之間,不能形成良性的互動,反過來又制約了高質量發展的推進。


  總的來看,以上發展瓶頸有些是發展自身的問題,但更主要是體制改革不到位、制度不完善不合理帶來的問題。要推進高質量發展,必須培育新的強大動能、必須優化產業結構、必須著力改革完善體制機制。這其中,形成與高質量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制度環境最為關鍵。


  首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真正實現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繼續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簡政放權,建立責任清單、負面清單,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全面落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認真解決民營企業反映的突出問題,堅決破除各種隱性壁壘。要打破行政壟斷,防止市場壟斷,用有力的產權保護、順暢的要素流動,讓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競相迸發。


  其次,深化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公平合理的金融財稅制度。金融財稅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性環境,對推動高質量發展將起到關鍵性作用。要改革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支持金融機構擴展普惠金融業務,規范發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著力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要健全地方稅體系,減輕企業負擔,促進房地產市場長期穩定發展。要清理各種不合理不規范的稅收優惠政策,并通過征收財產稅等來調節收入差距,盡可能減少存量資本占有對新增分配的不公平問題。


  第三,按照新發展理念的要求,加快建立適合高質量發展的政府業績評價和考核制度。要深入研究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指標內涵,進一步修改完善五大領域發展指標體系。要根本改變唯GDP的考核目標,政府業績要全面體現“五位一體”的發展理念;在量化指標中,除GDP、就業等宏觀指標外,加大質量與結構優化指標的權重,特別要突出創新發展與綠色發展,可考慮依法實施“重大生態環境問題一票否決制”。要把“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的要求落實到位,破除人才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努力形成人人崇尚創新、人人渴望創新、人人皆可創新的良好環境。


  半月話題


  2  憲法修正案,你讀懂了嗎?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新華社3月21日受權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我國憲法又一次得到重大完善,為奮進新時代奠定了總章程,得到全國人民高度關注和熱烈擁護。憲法修改回應了哪些重大問題,體現了哪些民心期盼,為奮進新時代提供了怎樣的頂層制度設計?半月談記者特此整理了憲法修改備受矚目的一系列重點內容。


  ——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


  憲法修正案將憲法序言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同時,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前增寫“貫徹新發展理念”。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大黨章修正案已經將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將其與科學發展觀一同寫入憲法,確立其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體現了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統一,明確了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把“新發展理念”寫入憲法,有利于從憲法上確認這一重要理論成果。


  ——調整充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內容。


  憲法修正案將憲法序言中“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修改為“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此相適應,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中也增加“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容。


  這一修訂,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豐富和完善。


  ——完善依法治國和憲法實施舉措。


  憲法修正案將憲法序言中“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修改為“健全社會主義法治”。一字之易,體現我黨依法治國理念和方式的新飛躍。作這樣的修改,有利于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加快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


  同時,在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二十七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國家工作人員就職時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公開進行憲法宣誓。”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耀說,將憲法宣誓制度在憲法中確認下來,有利于促使國家工作人員樹立憲法意識、恪守憲法原則、弘揚憲法精神、履行憲法使命,也有利于彰顯憲法權威,激勵和教育國家工作人員忠于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加強憲法實施。


  ——充實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的內容。


  憲法修正案在憲法第一章“總綱”“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后增寫一句,內容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憲法從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角度對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進行規定,有利于在全體人民中強化黨的領導意識,有效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工作全過程和各方面,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修改國家主席任職方面的有關規定。


  憲法修正案將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七十九條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認為,修改國家主席任職方面的有關規定,是符合我國國情、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設計,是保證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領導人“三位一體”的制度安排,更符合全黨、全民、全軍的共同意志和共同要求。


  ——增加有關監察委員會的各項規定。此次修憲,對我國現行憲法作出21條修改,其中11條同設立監察委員會有關。


  憲法修正案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六節后增加一節,作為第七節“監察委員會”,就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的性質、地位、名稱、人員組成、任期任屆、領導體制、工作機制等作出規定。與此相適應,還對憲法第一章“總綱”、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的相應條款作出了修改。修改反映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成果,貫徹了黨的十九大關于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部署。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鄭淑娜說,深化監察體制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目標就是要整合反腐敗資源力量,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集中統一領導,建立權威高效的國家監察體制。設立監察委員會涉及國家機構職權的重大調整和完善,所以需要做好頂層設計,在憲法中作出規定。這次憲法修正案對監察委員會的規定,為設立監察委員會并為其依法行使職權開展工作提供了憲法依據,也為制定監察法提供了憲法依據。


  除了上述改動之外,此次憲法修正案還有多處重要改動,包括增加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增加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規定、充實完善愛國統一戰線和民族關系的內容、充實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內容等。


  半月專題


  3  回望兩會:布局四大施政重點


  編者按:每年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相聚北京,共商國是,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國內國外高度關注的一件盛事。而今年全國兩會,意義更不一般。


  今年是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黨的十九大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全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描繪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藍圖,明確了新時代的基本方略、奮斗目標、戰略安排和工作布局。今年兩會是黨的十九大后的第一次全國兩會,擔負著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化作全體人民共同行動的重要使命。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對改革開放最好的紀念,就是以更大的力度、更大的決心把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政府工作報告也就改革開放作出了許多新部署、提出了許多新舉措,得到代表委員們的好評。代表委員們提出的不少改革的意見建議,也將在具體工作中被采納和落實。


  今年還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我國還有3000多萬貧困人口尚未脫貧、600多個貧困縣需要摘帽,金融等領域存在的風險不容忽視,大氣、水、土壤等領域污染治理任務繁重……打贏三大攻堅戰的時間越來越緊迫。同時,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后,我國經濟工作如何布局,何處發力?面對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日益強烈的需求,我國民生工作如何直面痛點、回應熱點?這些難題、問題也可以在今年兩會上尋找答案。


  總之,今年全國兩會因其處于新時代的新坐標,有著不同于一般的意義。本期半月專題關注全國兩會,以政府工作報告為經,以代表委員們的建議意見為緯,聚焦高質量發展、改革開放、三大攻堅戰、保障和改善民生四大議題,在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開局之年,與讀者們一起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脈動,一起凝聚共識、凝聚力量,共同為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


  一年之計在于春。而今,我們正從春天起航,向著怒放駛去!


  4  經濟變軌:大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大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首要任務。李克強總理指出,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要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圍繞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要尊重經濟規律,遠近結合,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實現經濟平穩增長和質量效益提高互促共進。


  如何推動高質量發展?政府工作報告作出了許多具體部署,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也提出了許多建議和意見。


  創新為要,激發“智造”


  一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創新帶來的強大推動力。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把握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勢,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斷增強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


  貨車幫首席執行官羅鵬代表理解的高質量發展,是以智力密集型為核心特點。“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符合這一方向。”


  除了培育高新產業、壯大新動能,傳統產業也亟待激活新興業態。廣西柳州市長吳煒代表說,柳州緊緊圍繞“有中出新”和“無中生有”,致力于傳統產業“挖潛開荒”,促進“老樹發新芽”,加快新舊動能接續轉換。


  作為老工業城市,湖南株洲著力建設“中國動力谷”,軌道交通、通用航空、汽車等優勢動力產業不斷壯大。株洲市長陽衛國代表說,株洲始終將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上海市經信委主任陳鳴波代表認為,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因素很多,但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背景下,大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破解資源依賴、低端競爭瓶頸,關鍵要靠充分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


  高質量發展依靠創新驅動,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驅動本質上是人才驅動。河南省安陽德力專用汽車有限公司董事方運舟代表反映,我國在一些核心技術領域人才數量嚴重不足,尤其缺乏高層次的創新型人才。


  “要為人才提供全方位服務,讓人才安下心來創新創業,為夢想奮斗。”陜西西安市長上官吉慶代表建議,充分挖掘現有人才資源,使得人盡其才,同時大力引進國外各類人才,聚天下英才為我所用。


  “知識產權保護,是激發創新動力的重要保障。”安踏(中國)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總裁丁世忠代表說,我國已經建立了完備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但在實踐中,知識產權保護成本高,侵權成本低,亟待提高知識產權侵權成本,加大侵權懲罰力度,營造鼓勵創新、保護創新的良好氛圍。


  提質增效,“有所不為”


  要素成本不斷上升、資源環境約束趨緊,讓我國產業結構偏老偏重、質量效益不高等問題日益凸顯,規模速度型的粗放發展方式難以為繼。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以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為目標,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綜合效益。


  “高質量發展,就是要始終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湖北咸寧市長王遠鶴代表說。


  實現高質量的發展,不能是一句口號,需要精益求精的態度和實實在在的行動。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全面開展質量提升行動,推進與國際先進水平對標達標,弘揚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來一場中國制造的品質革命。


  “堅持‘工匠精神’,就一定能生產出更多的‘爆款’產品。”四川省南充市副市長唐燕代表說,特別是那些涉及日常生活的行業,應當精益求精,走向產業高端。


  對企業而言,高質量發展的落腳點在于“做高質量的好產品”。海信集團董事長周厚健代表認為,對技術和質量,要精耕細作,久久為功。在市場競爭中,企業要將單一的“降成本”轉變成“講成本”,根據產品價值實現的需要,該降的成本堅決降下去,該增加的成本必須增加。


  實現高質量發展,在推動提質增效的同時,也需明確哪些方面“有所不為”。


  不再犧牲環境搞發展。天津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溫娟代表認為,在環保方面,落后的產業、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等都應列入高質量發展的“負面清單”。


  不再盲目追求高增速。“把今年的預期目標定在6.5%,比去年實際增速低0.4個百分點,是為轉變留有空間。”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委員表示。


  不再做無效投資。山東能源棗礦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滿慎剛代表說:“煤炭去產能,我們樹立‘退也是進’的理念,堅決退出落后無效產能,依靠煤而不依賴煤,現已形成新興業態反哺實體的多元發展架構。”


  統籌協調,共享發展


  “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讓協調成為內生特點。”重慶涪陵區委書記周少政代表認為,當前農村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短板和難點,協調城鄉發展更須發力。


  談到利用資源優勢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云南普洱市長楊照輝代表感觸很深:當地百姓流傳著“守著青山綠水,生活清湯寡水”的說法,資源保護和開發利用還沒有實現有機統一。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矛盾,需要更多創新。


  北京市發改委主任談緒祥代表說,北京要在減量發展當中提升城市建設發展質量,實現高質量發展。徹底告別過去攤大餅、低效益的土地開發模式,結合疏解非首都功能,優化城市建設用地的管理、城市空間的管理,使土地利用價值適應市場化的要求,更加集約、有效地利用好、規劃好城市發展空間。


  高質量發展就是要體現新發展理念,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重慶南岸區委書記鄭向東代表介紹,南岸區通過高質量發展提升城市居住品質,望山、理水、留空、融合、宜人,每一個居民都能獲得實實在在的幸福。


  高質量發展既需要百姓共建共享,也亟待政府優化營商環境,為其保駕護航。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優化營商環境就是解放生產力、提高競爭力,要破障礙、去煩苛、筑坦途,為市場主體添活力,為人民群眾增便利。


  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降低實體經濟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一系列針對性措施落地,將極大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促進經濟增長邁向高質量發展的臺階。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減稅降費的力度更大、方向更準。”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汪康代表建議,更好地發揮稅收引導要素優化配置、合理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支持制造業優化升級,實現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的目標。


  5  改革再深化,開放再擴大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一招。40年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思想要再解放,改革要再深化,開放要再擴大。充分發揮人民首創精神,鼓勵各地從實際出發,敢闖敢試,敢于碰硬,把改革開放不斷向前推進。


  要繼續發展,必須堅持改革開放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關鍵抉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憑著一股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闖勁,憑著一股滴水穿石的韌勁,成功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而改變了中國,讓中國人民富了起來。


  江蘇省昆山市曾被評為全國改革開放18個典型地區之一,也是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從經濟角度來講,昆山50%的財政收入貢獻都靠外資企業,進出口占全省14%,實際利用外資更是達到全國的5.3‰左右。“我們過去的高速發展得益于改革開放,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更離不開改革開放。”昆山市委書記杜小剛代表說。


  40年來,億萬中國人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奔向強起來。今日的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二,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中國的綜合國力、國家競爭力、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創造了令世人驚嘆的“中國奇跡”。


  “在我們為取得的這些成績感到自豪的同時,我們也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客觀的判斷。”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委員說,因為我們國家的人口是全世界人口的19%,而我們的經濟份額是15%,所以我們現在的人均GDP還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們是一個中等收入的經濟體,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要繼續發展,就必須要堅持改革開放。代表委員們認為,只有堅定不移推動改革開放,中國才能強起來。破解深層次的利益矛盾,破除積存多年的頑癥痼疾,需要改革開放提供不竭動力,需要以“釘釘子”的精神,踏石留印的態度,一步一個腳印去涉險灘、啃硬骨頭,這是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改革開放考驗”。


  敢啃硬骨頭,改革再突破


  3月13日,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此次改革,國務院正部級機構減少8個,副部級機構減少7個。代表委員們認為,此次改革力度極大,通過改革,國務院機構設置更加符合實際、科學合理、更有效率。


  “這就像是給自己開刀。一些政府職能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不適應。再難,這個刀也得開。”黑龍江省文聯主席傅道彬委員說,“改革機構設置,優化職能配置,深化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提高效率效能,只有這樣才能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國家機構職能體系,破解制約行政效能的‘中梗阻’。”


  根據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精神,國務院機構改革是《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的一部分,整個改革的涉及面更廣、力度更大,充分展示了黨中央在改革開放上勇啃硬骨頭的決心。


  同樣,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所體現的改革力度也很大,“改革”一詞出現97次,創歷年之最。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到國資國企、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等基礎性關鍵領域改革……政府工作報告對多項改革進行了部署,強調要以改革開放40周年為重要契機,推動改革取得新突破,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浙江在全國范圍內最先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并于今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浙江衢州市委書記徐文光代表說,“最多跑一次”改革應群眾需求而生,為解決問題而變,實現了“百姓得實惠,政府得口碑”。我們深刻體會到,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老百姓成為改革的監督者、評判者、推動者,我們的改革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四川省南充市副市長唐燕代表表示,全面改革不是均衡用力,要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和未來導向。未來任重道遠,更高起點上的改革,必須在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調整多層次利益格局上打開新的突破口。通過改革,充分釋放全社會創造潛力,彰顯公平正義。


  繼續擴大開放,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近年來,我國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在開放的深度和廣度上不斷加深、拓寬。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九大提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此次政府工作報告落實這一精神,提出進一步拓展開放范圍和層次,完善開放結構布局和體制機制,以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委員表示,“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是被古今中外經濟理論和發展實踐所證明的真理。江蘇連云港市委書記項雪龍代表說,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大開放大發展,小開放小發展,不開放不發展。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以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促進外商投資穩定增長、鞏固外貿穩中向好勢頭、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等方面為重點,對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進行了更加明確具體的部署。


  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說,積極利用外資、促進外商投資增長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體制機制方面促進外商投資穩定增長,涉及放寬外商投資的市場準入和改善外資企業的運營環境兩個主要方面。“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在這兩方面都提出了具體而有力的措施,政策力度很大,超出了外界預期。”


  對外經貿大學教授桑百川指出,政府工作報告中把對外開放的問題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在外資的市場準入、倡導良好的營商環境、提升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等方面都做了詳盡論述,彰顯了我國進入新時代之后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強烈愿望。


  “中國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就要大幅放開市場準入;同時大力提升監管能力。”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委員表示,如今很多領域在深層次上都是密切聯系的,單獨開放某一領域,很難達到預期效果,今后應采取統籌推進的開放模式。“‘一帶一路’倡議為西部開放提供了巨大空間,國家在政策上應結合西部資源和產業特點,支持西部開放。”


  6  為三大攻堅戰細化“作戰圖”


  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這三大攻堅戰的“作戰圖”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已明確。


  三大攻堅戰,戰戰是硬仗。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三大攻堅戰。要分別提出工作思路和具體舉措,排出時間表、路線圖、優先序,確保風險隱患得到有效控制,確保脫貧攻堅任務全面完成,確保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


  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出實招更重見實效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推動重大風險防范化解取得明顯進展。其中,金融風險是重中之重。


  細數政府工作報告中防風險的政策,各個都是針對性很強的實招。比如,嚴厲打擊非法集資、金融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加快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和企業兼并重組;加強金融機構風險內控;強化金融監管統籌協調,健全對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監管;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表示,中國整體債務增長較快的情況已經平穩下來,在總量上進入了穩杠桿和逐步調降杠桿的階段。他強調,當前一些金融監管的空白地帶需要盡快填補,一些具有缺陷的金融監管規則需要增強制定,一些金融機構或者準金融機構已經發生的風險需要抓緊進行處置。


  為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政府工作報告在提出“嚴禁各類違法違規舉債、擔保等行為”的同時,也為地方政府提供了合理的融資渠道。今年安排地方專項債券1.35萬億元,比去年增加5500億元,優先支持在建項目平穩建設,合理擴大專項債券使用范圍。


  原中國銀監會主席郭樹清認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要穩定和降低杠桿率,企業部門、政府、居民家庭的杠桿率都需要降低。對于各種違法違規的經營活動必須堅決制止。下一步將繼續聚焦影子銀行、信托、互聯網金融等薄弱環節,加大整治力度。同業、理財、表外等交叉金融風險仍是重點整治領域。


  加力精準脫貧,再減1000萬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大精準脫貧力度。今年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完成易地扶貧搬遷280萬人。


  “今年是連續第三年定下全年減貧1000萬以上目標。在脫貧攻堅難度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這1000萬的年度減貧目標相比前兩年‘含金量’更高,挑戰更大。”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汪三貴說。


  過去5年,我國貧困人口減少6853萬,平均每年減貧超過1300萬人。截至去年底,我國剩余貧困人口在3000萬左右。


  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說:“我們現在不僅要打贏,而且要打好,我們也有信心能夠打好這個攻堅戰。”他提出,下一步,要在堅持前幾年脫貧攻堅經驗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制度、改進政策、創新舉措,加大深度貧困地區攻堅力度,進一步轉變工作作風,加強對干部和貧困群眾的培訓等,確保打贏脫貧攻堅戰。


  貴州省石阡縣龍塘鎮大屯村黨支部書記周紹軍代表說,當地通過發展知名度高的苔茶,村民日子變化很大。“未來我們要以專業化的隊伍來提升大屯村茶葉的品質和品牌效應,讓貧困群眾的腰包鼓起來,讓貧困群眾的腰桿挺起來,讓貧困群眾的生活火起來。”


  從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看出,今年精準扶貧更注重向產業、教育、健康、生態扶貧發力,補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短板,激發脫貧內生動力。“脫貧攻堅已經從‘大水漫灌’進入‘精準滴灌’的新階段,未來要更加注重工作方法和策略。”四川省達州市渠縣金土村“第一書記”黃小軍代表說。


  明確數字目標,防治污染更過硬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態環境質量是關鍵。”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進污染防治取得更大成效。怎樣才是更大成效?在具體工作部署中,政府工作報告對相關污染防治工作都明確了具體的數字目標,這將有助于將工作落到實處。


  如鞏固藍天保衛戰成果,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下降3%。深入推進水、土壤污染防治,今年化學需氧量、氨氮排放量要下降2%。加強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全面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完成造林1億畝以上,耕地輪作休耕試點面積增加到3000萬畝。


  廣西防城港市委書記李延強代表表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要嚴守紅線底線,決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老路,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


  四川省環保廳廳長于會文代表說,“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建設天藍、地綠、水清的美麗中國,目標明確、路徑清晰、措施具體,描繪了生態環境保護的美好愿景。我們對做好這項工作,信心更足了,決心更大了。”


  7  直面煩心事,書寫民生新答卷


  “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把群眾最關切最煩心的事一件一件解決好,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人的全面發展,使人民生活隨著國家發展一年比一年更好。


  以人民為中心,多解民生難事


  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戴立忠代表認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在空氣質量、環境衛生、食品藥品安全和住房、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方面,群眾還有不少不滿意的地方,突出聚焦民生問題,求真務實、敢擔當、有溫度。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針對醫療、衛生、食品藥品安全等健康事業發展滯后于人民群眾日益增長需要的現狀,“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寫入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成為未來大力推進健康事業發展的路線圖。


  云南麗江市寧蒗彝族自治縣婦幼保健計劃生育服務中心主任胡阿羅代表格外關切基層醫療衛生事業。胡阿羅認為,常見病、多發病的救治需求多在基層,而一些地方醫療基礎設施落后,醫療人才匱乏,難以共享到優質醫療資源。只有加強基層醫療衛生事業的投入,提升基層醫療機構服務能力,才能真正解決群眾看病難題。


  面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形勢,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發展居家、社區和互助式養老,推進醫養結合,提高養老院服務質量。


  云南省政協常委段麗元委員建議,建立醫養結合工作聯合指導和協調會商機制,促使醫療、養老、社保政策有效銜接,盡快全面建立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解決養護型、醫護型養老機構發展滯后問題。


  共建共享民生事業,保障社會公平正義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聚焦民生工作,著重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


  河南駐馬店市長朱是西代表表示,建設一批特色美麗鄉村,要著力解決農村院落“臟、亂、差”問題,綠化提升農民庭院、房前屋后、菜園子、花壇子等,讓農村庭院美起來。鄉村規劃要向群眾公開,既增加群眾認知也接受群眾監督。


  民生實事項目人大代表票決制近年來在浙江、河北等地鋪開。寧波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余紅藝代表說,民生實事票決制體現了政府從“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的轉變。“新的機制使人民群眾成為民生實事項目的參與者、監督者,最終成為項目的受益者。”


  考量公平正義,將其納入民生范疇,也成為我國下一步大力推進民生事業的新看點: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消除性別和身份歧視,使更加公平、更加充分的就業成為我國發展的突出亮點……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委員認為,專項扣除、稅率級次、征稅模式的調整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如吸引人才的需要、稅制簡化的需要以及社會對公平調節的期待。


  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成就更多人生夢想


  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也更加多元,期盼有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高質量的教育、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些都對民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8年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涵蓋農民工等城鎮常住人口,今年首次把這一指標作為預期目標,以更全面反映就業狀況,更好體現共享發展要求。


  “城鎮調查失業率涵蓋農民工等城鎮常住人口,是對全國就業情況更加科學、合理的掌握,也是對農民工為社會發展所做貢獻的肯定。”河南金順勞務派遣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全收代表說,期待未來社保制度更加完善,讓農民工群體在城市中獲得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擁有更強的融入感和獲得感。


  甘肅隴南徽縣“隴上莊園”淘寶網店負責人梁倩娟代表說,政府工作報告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促進創業就業、發展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解決好群眾住房問題等都切中老百姓的需求。


  “要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讓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通過教育改變自身命運,成就人生夢想。”江蘇省教育廳廳長葛道凱代表認為,教育供給的單一、粗放,與人民群眾多樣化、個性化的教育需求之間存在矛盾,必須把全面發展、優質發展、多樣特色發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順應人民群眾對教育的多樣化、個性化需求,拓展教育供給,保障人的健康成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半月調查


  8  樣子做足,環保就能過關?


  當前,一些地方在環保監管、治理中出現形式主義傾向:不管環保舉措能否持續,是否矯枉過正,先行“一刀切”,以求應付;不管企業實際生產、排污情況,只要設備先進,名目炫酷,環保就能過關;一些地方政府把治污項目打扮成景觀項目甚至是房地產開發項目,樣子好看了,污染卻還在繼續。


  “一關了之”“先關再說”念歪環保經


  “有段時間,城區里找不到一家能做噴漆的商家,展板最終遲了好幾天才上墻。”東部某市一名政府工作人員告訴半月談記者,當地為應對環境治理檢查,提前將給廣告公司做噴漆的商家全部關停,他所在單位需要文化展板,竟一時找不到噴漆工人,展覽被迫推遲。


  “關掉這些商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名工作人員認為,沒有進一步的環保舉措,而需求又擺在那里,一時關了,后面仍有死灰復燃的可能。


  不少基層環保工作人員反映,越到鄉鎮、街道層面,應付上面的壓力就越大,面對各類環保指標和分解的任務,具體工作中往往采用“先關再說”的辦法。


  “一刀切”式監管也成為一些亟待升級的傳統產業的困擾。在環保壓力下,太湖流域多地“聞印染色變”,許多印染廠家技術升級步伐被阻滯,甚至被迫關停整治,一些已經完成設備升級換代、符合環保標準的領先企業亦不例外。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半月談記者,某企業不惜重金引進先進技術、工藝和設備,希望能得到相關主管部門支持,相關政策卻給印染技術改造和設備的更新劃了一道紅線,無法逾越,錢打了水漂。


  “對付”過關,“面子治污”難平民憤


  目前,中央環保督察已經實現對全國31個省份全覆蓋。猛烈環保督察風暴之下,一些地方的環保工作卻仍失之于“寬、松、軟”,環保治理被企業“輕松對付”,甚至為了遮丑,異化為“面子工程”。


  半月談記者發現,有的污染企業通過“精包裝”變身為高科技企業、互聯網公司、節能科技企業等,打著新材料、新科技的名號在一些地方堂而皇之存在。江蘇某環保局工作人員反映,某家污染企業引進節能設備后,標榜成功轉型,實際上節能設備成“盆景”,只有應付上面檢查時,才開起來轉幾下。


  中部地區一城市為治理城市河流污染,花了不少錢,但重點沒有放在水體治理中的截污、清淤、雨污分離、污水廠改擴建等方面,而是放在如何遮掩排污口,建設風光帶。


  半月談記者在當地河邊看到花花草草,風景不錯。但當地居民介紹,雖然周邊的房價跟著景觀建設上去一些,但河里水質依然臭氣熏天,老百姓依舊不滿意,投訴的非常多。所謂的“治理項目”對治理污染甚至起了反作用,由于大搞形象工程,污水口都被隱藏了,出了問題很難找到根源所在。


  “大量的錢已經投了,卻沒有達到治理效果。政府只好采取從其他河流引水沖淡污染的方式來應付憤慨的民意。”市民劉先生告訴記者。


  業界人士透露,原來普遍認為做環保“費力不討好”,現在動輒上億的治污資金,但一些地方沒有真正從“治污”這個“初心”出發,而是謀求把治污工程包裝成房地產項目、產業項目。


  精準環保,診治環保形式主義


  亂監管、軟監管、瞎治理,都是環保形式主義的變種,須重拳治理。


  “‘一刀切’式的‘閉眼執政’是一種形式主義。”江蘇荊瀾德律師事務所倪瑞春說,根本原因在于相關部門的消極應付和疏于擔當。“但凡面臨執政風險和管理挑戰的行為,一概繞道而行,甚至關門了事,久而久之,會挫傷企業的環保積極性。”


  企業“洗綠”行為在一些地方被輕輕放過,折射出一種扭曲的政績觀。個別領導干部一邊嘴上反對形式主義、一邊卻以更嚴重的形式主義糊弄應付。有業內人士坦言,某些地方政府部門甚至與“排放大戶”達成默契,只要把樣子做足,對付了上級檢查,你照排你的污染,我照長我的GDP。


  針對環保形式主義,一些企業負責人建議,政府在支持高科技企業發展的時候應加強甄別,支持真正有需要的企業、防止“掛羊頭賣狗肉”。


  江西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麻智輝表示,環保治理與經濟發展應相得益彰,對過去污染嚴重的傳統產業,應進行廣泛的產業發展調研,根據產業發展實際情況制定“退出時間表”,堵疏結合、精準監管,防止為省事而強行“一刀切”。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建華表示,一些地方政府“瞎治理”往往是污染根子沒有解決,環境的肌體健康沒有恢復,倒忙著涂脂抹粉售賣出去,反映的是一種很不健康的發展理念、扭曲的政績觀,亟待糾正。


  基層治理現代化


  9  困在農村,還是奮斗在農村


  大學生村官制度是我國向農村輸血的重要途徑。半月談記者在河北、山東、陜西等地調研發現,各地圍繞“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動”,進行了有益探索,推動優秀大學生積極投身到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建設中去。但一些大學生村官也面臨“下不來,上不去”的困惑,如何讓他們在農村發揮更大作用,仍然是一道難題。


  畢業了,當村官去!


  “當大學生村官,要抱著一顆給老百姓辦事兒、在農村廣闊天地干事創業的初心。”陜西省寶雞市眉縣常興鎮堯柳村村官劉煥煥說,現在她也正繼續努力著。


  2008年10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的決策,提出“引導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實施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從這一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來到農村,渴望用知識服務農村。


  河北省邢臺市委組織部在大學生村官選派方案中,盡量把更多的優秀畢業生選派到人才缺乏的貧困地區,整體提升貧困地區村“兩委”班子文化水平。


  幾年前,河北邢臺沙河市柴關鄉的大康村還是一個蕭條的小山村,年人均收入1000余元。2014年,趙鵬在大學畢業后到大康村當村官,讓村里流傳的老手藝——手工納鞋底、做布鞋煥發了新的生機。如今大康村代工制作的布鞋經過檢驗,被貼上商標,送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貨架上。村民們靠這一項,一個月一人能掙1000多元。


  “小李來了之后,我們村變化不小。”河北邯鄲市峰峰礦區彭城鎮豆腐溝村村民說,過去農閑,大家就聚一起說說家長里短,容易引起糾紛,吵架是常事,但自從小李來了,村里慢慢地建起了健身娛樂隊和舞蹈隊,大家有了事做,高興得很。


  對劉煥煥來說,擔任大學生村官收獲最大的是基層工作經驗。“在工作中接觸最多的是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需要把事情掰開了揉碎了反復給他們講,很考驗人的耐心。”


  “運用政策導向鼓勵大學生到農村去,除了有利于促進大學生面向基層就業,促進統籌城鄉發展,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培養造就一支有基層工作經驗,與老百姓有感情的黨政干部后備人才隊伍。”河北省秦皇島市委組織部組織二科科員陸明說。


  “我們算什么人,往哪里去”


  “盼星星,盼月亮,就盼著有年輕大學生來村里。”多位基層干部反映,長期以來農村年輕后備力量嚴重短缺。但是,這不等于大學生下農村就一定能起到“人才”作用。“來了農村,就想干出一番事業,可確實不知道該從哪下手。”一位大學生村官這樣說。


  半月談記者走訪發現,雖然不少大學生村官干得風生水起,但也存在著各種困惑和擔憂:“當村官卻成了鄉鎮干部”“感覺不到什么成就感”“看不到未來”……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羅丞認為,農村事務比較復雜、問題比較繁瑣,大學生村官上任初期,沒有掌握與群眾溝通的技巧,不熟悉黨在農村的惠農政策,做不到與黨員群眾打成一片,更不用說開展工作和為富民強村作貢獻了。


  大學生村官崗位需要履行什么職責,承擔什么責任,鎮、村拿不準,大學生村官自己也搞不清。華北某地組織部干部表示,現在大學生村官大多在工作上沒有具體分工,僅以助理身份協助村支書或村主任做些日常工作,缺乏重點和重心,不容易融入村級組織核心。


  在一些地區,大學生村官的職責范圍是資料收集、數據統計、跑腿開會等事務性工作,更多的是被抽調到上級部門去幫忙。“只要認字、會操作電腦的人都能做。”一位大學生村官表示,“既然是做這些,干嘛要大學生,浪費資源嘛。”


  華北地區一個任職7年的大學生村官直言,雖然文化程度高點,但“沒有給村里帶來什么變化,甚至很少接觸村里的工作”。


  “看不見出路,無心干事”,也是部分大學生村官的心態。多位大學生村官表示,出路的不確定性使得選聘的大學生村官身在基層、心在書里,在村里上班的主要工作就是看各種考選的輔導材料,使基層成了考試的“加油站”“過渡站”,任職期間就紛紛考取了各級機關和企事業單位。


  與理想反差大、待遇水平低、現實問題多……甚至由于在村任職,生活工作圈子小,東部沿海省份某縣存在著不少大齡村官婚配難的問題,更加劇了大學生村官的流失速度。


  農村如何留住大學生


  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工作的意見》,要求加快構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動”的長效機制。要讓大學生村官來得了、干得好、干得久,就需要讓他們不用離開鄉村,就能看到美好未來的希望,過上美好的生活。


  山東農業大學地方政府與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陳國申建議,采取“傳幫帶”等多種措施,幫助大學生村官了解鄉情和村情;引導他們當好政策宣傳員、村情民意調查員、村級決策參謀員、農產品銷售市場信息員和遠程教育協管員“五大員”,在應對復雜問題和完成急難險重任務中積累經驗,不斷提升工作能力。


  東部沿海省份某村大學生村官通過電子商務模式來經營村里蔬菜買賣。“但我剛畢業,家也不是農村的,不懂技術,又沒人指導,我開的蔬菜網店出現滯銷,這個事也就黃了。”陜西省眉縣常興鎮馬家社區黨支部書記助理張瑞雪建議,采取多種形式集中開展崗前培訓和任職技能培訓,幫助大學生村官認識、熟悉農村。


  專家表示,要根據工作需要和本人的優勢特點,為大學生村官安排能發揮作用的崗位,給他們壓擔子、分任務,讓他們有事做,有用武之地。要讓他們到村后能夠利用所學知識辦成幾件實事,堅定做好工作的信心。


  與此同時,要從根本上解決大學生村官的前途出路問題,增強這一職位的吸引力,讓大學生村官不再一門心思往上考,而是甘愿扎根基層、服務基層。例如,大學生村官能否進入公務員隊伍,不是一考定終身,而是要憑工作實績論英雄,只要安心鍛煉、踏實干事、為民服務,考核考察合格后,就能成為公務員。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在我國的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對大學生村官進行年度考核。


  新時代有新任務。作為基層工作中的重點崗位,大學生村官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讓優秀大學生在農村“干得好、流得動”,吸引更多大學生“下得去、留得住”,形成鄉村治理中干部成長的良性循環。


  10  村社干部:身在基層卻背對基層?


  隨著國家對基層投入的不斷加大,大多數村級組織都有了獨立辦公場所。但一些基層群眾反映,村(社區)干部“只對上級負責,不為百姓解憂”,到村里辦事經常找不到人,甚至一些村(社區)干部掛著書記、主任的頭銜長年累月不在村里,“身在基層卻背對基層”現象在一些地方較為嚴重。


  大部分時間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和產業


  半月談記者在某鄉鎮調研時看到,不少村部大多數時間大門緊鎖,盡管有規定村干部要輪流值班,但是基本上都是“墻上制度”,村民去辦事時常常不見村干部的人影。


  半月談記者調研時,恰逢鎮里要到某村發展黨員,鎮里提前通知了村支書召集黨員和群眾到村部集中談話。到村里時才發現村支書和村主任兩人都不在,只有村婦女主任在村部。后來詢問才得知,村支書去外地跑生意去了,村主任外出放羊去了,他們平時也是很少到村部來。


  在農村,村干部大都有自己的產業,他們競選時很積極,但一旦選上村干部,對村民的事情往往不再熱心。除了上級部門要求開會,以及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和產業。


  有基層干部透露,當地一個村支書,常年都在鎮上一家企業任職,別說村民平時見不到他,就是鎮里有時發一些通知,也要到他所在的企業里去。還有些人當上村干部后,依然外出打工,然后“遙控”其他村干部和家里親戚代為處理村事務。


  這名基層干部表示,基層群眾知道這些有產業的人當村干部會分散精力,但這些人又是村里能人,村民想讓他們為村里做點事。“如果村干部沒有點產業,沒有點本事,村民也不會服他、選他,這是個很大的矛盾。”


  上級任務考核多了,與群眾交流的時間少了


  也有不少村社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工作上,但往往是事務性的工作多,直接服務群眾的工作少。“我這個支部書記簽了多少責任狀,自己都記不得了,有時睡覺都能夢到自己被處分。”一位在東部農村社區任職20多年的支部書記表示,現在基層工作越來越多,考核壓力很大。


  某貧困村村支書說:“現在每天真的很忙,跟村民們接觸的時間在不斷減少。有時候我都在想,花這么多時間迎檢、做臺賬、開會,還不如省下時間多為老百姓辦點實事。”


  某些“明星村”也面臨同樣的煩惱。半月談記者最近到某示范村采訪時,宣傳部門告知要提前跟當地村干部“預約”才行,因為他們太忙,前后已經來了好幾撥人。“開座談會、看PPT和宣傳片、開車繞村轉一轉,每次都是這個流程,但是每來一撥人都得重復一遍。”該村一名村干部說道。


  半月談記者曾在某社區做問卷調查,發現很多居民并不認識社區干部。“現在很多年輕人對社區事務并不關心,很少參加社區活動。加之我們人手又少,大多數時候只能認識些積極性比較高的老年人。”該社區一位干部說。


  “村干部大多是本村人,村民之間發生點矛盾、村民有什么困難和需求,調解處理起來很便利。”東部某鄉鎮一位基層干部表示,如果大部分村干部沒時間“搭理”老百姓,會激化干群關系。“村民一次找你你不在家,兩次找你你說沒時間解決,三次四次下來,老百姓慢慢就會對村干部失望,原本可能很小的問題也會越鬧越大。”


  坐班不能一刀切,群眾路線不能丟


  “如果村干部都坐在辦公室的話,很多工作沒法開展。”蘇中某村黨支部副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同樣一件工作,城市社區和農村完成所需的工作量差別很大。


  “其實我們也沒閑著,但整天待在辦公室處理一些文字材料,一些群眾會覺得你沒干活。”一名村干部說,一些村民不清楚現在基層農村工作信息化要求高、臺賬資料多的特點,往往誤以為坐在辦公室里做這些工作的人不干事。


  一些地區的效能辦和紀檢等部門會不定時檢查村干部在崗情況。中部某鄉鎮紀檢干部說,要求所有村干部全部坐班不現實,平時紀檢部門也只要求村部每天要有人坐班。


  一些基層干部建議,讓身在基層的村干部“回歸”基層,除了要減少不必要的上級檢查、考核與臺賬要求外,還可以根據各地實際情況,規定村干部每周、每月的走訪與民情訪談時間,細化相關服務群眾的獎懲考核措施,加強與基層群眾之間的聯系。


  江蘇南京市鼓樓區一名社區黨委書記建議,基層黨組織要善于利用現在發達的社交通訊技術與群眾打成一片,通過建立黨員微信群、村民或業主微信群等方式,線上線下相輔相成,讓群眾反映的問題能盡快被看到和處理。


  教育


  11  學校越來越松,家長越來越“瘋”


  最近,各地教育部門減負新規頻頻出臺:


  江蘇省發布最嚴“減負令”,規定小學一二年級不得布置書面作業;


  浙江省“減負令”除延遲到校時間外,部分地區還試行“中學生做功課至晚上10點可以選擇不做”“小學生晚上9點可以不做”。


  然而這些新政并沒有得到一片叫好聲,除了質疑治標不治本的痼疾外,人們還開始反思減負本身的合理性。


  如今,越來越快樂的學校教育,卻似乎讓家長們越來越“瘋癲”了:陪寫作業雞飛狗跳,孩子要做好自我防護;月薪3萬撐不過一個暑假,家庭收入一半用來報培訓班……人人盼減負,人人又怕減負。


  瘋癲般的家長,慈母般的老師


  開學第一天,南京市公務員黃穎發了一條朋友圈:“又開學了,但愿母慈子孝的模式一直在線。”令她“心寒”的是,評論里一片“不可能”“不可能+1”“+10086”,隊形整齊。


  愈演愈烈的“報班熱”,越來越長的補課賬單,讓置身事外的人們感到匪夷所思。


  四五年前,湖北武漢的徐女士因為給5歲半的兒子報了17個輔導班、花費12萬元而成為全國知名的“著急媽媽”。


  時至今日,“一周八九節輔導課,每周休息半天”“家庭一半收入給孩子補課”等情況早已席卷全國。


  “家長有種病,自己覺得是奮斗,別人覺得是中邪。”


  南京一位家長感慨,生孩子前看見這種新聞都覺得“這是瘋了吧,等我生了娃云云”,等到置身其中,才發現遲早都會泯然眾人。


  “大老爺們”上班時間討論小學孩子的奧數題,另外“半邊天”呼朋喚友在微信群里秒殺“原版教材”和性價比最高的打印機,放學后一群爺爺奶奶負責去課外班占座,另一群爸爸媽媽馬不停蹄帶著娃和外賣奔向教室……


  凡此種種已成為目前眾多有娃一族十分標準而又波瀾不驚的生活常態。


  與此同時,“現在的老師太好當了”“現在的學校太會甩鍋了”則成為家長們的吐槽金句。


  家長批改作業、輔導功課、陪伴孩子學習……有位家長告訴半月談記者:三年級時,孩子一學期才用了不到兩個生字本。孩子的拼音、書寫掌握得遠不如自己當年,期末還得自己打印資料復習。


  教育專家認為,細究這樣的“金句”,還是要搞明白家長究竟在抱怨什么?


  不是對老師有意見,而是對家庭教育與校內教育的“錯位”有意見,對教師的專業教育活動向家長轉移,對家庭教育職責的無限放大有意見。


  減負令嚴格地限制了學校老師的能動性。


  一二年級不能留書面作業,不能排名,否則將可能被家長投訴。


  北京海淀區某小學四年級的某班,就因一名老教師讓孩子寫作業被家長告到教委,事后即便全班其他所有家長挽留,該名“負責任”的老教師仍被迫離開原有的教育崗位……


  公立低保化,農村邊緣化,教育資本化


  在減負的大背景之下,校內不留作業,校外補;校內不分班,校外分;校內不考,校外考;校內不競賽,校外大比拼……


  所有校內因減負放棄的“陣地”與“跑道”,現在已經由校外全面接管,導致輔導教學“喧賓奪主”現象愈演愈烈。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各地出臺花樣繁多的減負政策,換來的卻是家長越來越冷漠的反應,甚至是“請不要再給我的孩子減負”的控訴,以及一連串觸目驚心的馬太效應。


  一是公立低保化。


  “要擇校,到民校”“初中不進民辦,大學就進民辦”,公辦教育在某些教育市場比較成熟乃至過熱的地區,正在呈現出一種“低保化”的趨勢。


  曾擔任校長與教育局局長多年的吳曉茅說:公辦學校越是對減負政策執行到位,其結果越是令人尷尬。


  根據2017年江蘇省南京初中名校中考均分排名,排行榜前9名中7家是民辦;兩家公辦學校中,南外是唯一一個可以跨區域掐尖招生的特殊公辦,樹人則剛剛由民辦轉為公辦。


  “很多薄弱的公辦初中連中考全市平均分都達不到,辦學質量不高,導致學校對家長和學生更沒有吸引力,生源困難,形成惡性循環。”吳曉茅說。


  “公辦省錢,民辦省心”也逐步化為泡影,補課正在成為公立學校不能滿足家長需求時候的剛需。


  南京的家長陳先生買了學區房把孩子送進了公辦小學,上到二年級就后悔了:“每天下午兩三點就放學,作業很少,不能排名,學校因為強調素質教育而限制的東西,家長都得通過校外燒錢彌補回來。”


  二是農村邊緣化。


  當城市家庭為了下一代的未來不斷用“燒錢”的方式“增負”時,鄉村教育正在放任自流。


  今年春節期間,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的公務員韓飛在回老家山東棗莊時寫的一篇《鄉村青少年的未來被“吃雞農藥”重重圍困》在網絡引發熱議。


  該文說,“除了睡覺,哪怕吃飯、上廁所、走路,村里的青少年手中也往往橫著手機。聊起游戲,他們不由眉飛色舞;談起別的,則‘興趣缺缺’,甚至壓根就不答話。”


  韓飛與這些孩子的家長交談,“當我談起未來兩個字,他們往往自嘲且諷刺地一笑:‘農村人談什么未來,中學畢業出去打工就是了’。”


  三是教育資本化。


  不少家長坦言,小升初不考試,但優質初中卻是稀缺資源,當“競爭跑道”不再清晰,從校內轉移到了校外,方法上也從“短跑”“競速”升級到“花樣賽”“障礙賽”“馬拉松”,家長在課外輔導班花費不菲、學生疲于奔命的狀況只能更勝從前。


  正是由于公辦教育不斷減、不斷退,唯恐孩子掉隊的家長們才會陷入軍備競賽,資本成為教育的主宰。


  減負不能減責任、減質量、減求知欲


  為什么人們一邊盼著減負,一邊又害怕減負?


  仔細分析,當你害怕減負時你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校內減負,校外增負;怕的是我減了,別人不減;怕的是減負減負,減成廢物;更怕減負變成減責,衍生出更多“潛規則”。


  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全國兩會期間在記者會上進一步明確了“減負”概念:什么叫負擔?


  指的是違背教學規律和學生身心發展規律,超出教學大綱、額外增加的這一部分。在這個以內的,叫做課業、學業,叫做必須付出的努力。


  教育專家認為,盡管社會上已經出現了“請不要給我的孩子減負”的呼聲,但本質上,減負的方向是正確的,回歸教育本質的戰略是正確的。


  關鍵在于,人們呼喚的是真正的減負,不能減責、不能減質,更不能打著減負的旗號夾帶私貨,同時還要盡快提質、均衡,才有可能讓學生在應付考試之余有更多時間學習如何成為一個更全面的“人”。


  減負不能偷換概念,求知欲不是負擔,正常的競爭不是負擔,老師和教育部門的責任不是負擔。


  《拼娃:學霸世家談教育》一書的作者張捷認為,資源稀缺必然需要競爭,而減負是減不掉這個競爭的。沒有了公開的公平的競爭,潛規則就會橫行。


  吳曉茅認為,我們制定的很多政策過于理想化,與現實脫節,才會招致抨擊。


  “優質均衡的基礎未能達成前,廣泛被群眾認可的公平即統一考試如果被剝奪了,那權、錢的尋租空間就必然出現,草根階層的被剝奪感、不公平感就會產生。”


  回顧初心,減負的初衷并不是為了削弱教育,而恰恰是為了給予家庭更多的個性選擇空間,去加強素質教育,提高創新能力,解決高分低能。


  然而,對很多家長而言,素質教育就是讓孩子多學幾項技能。


  應試教育的現實與家長主動增負,說淺了是種“劇場效應”,是三人成虎的焦慮感;更深層次看,是民眾對更好教育服務的追求,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長期不平衡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而補課亂象、學生負擔重等都只是表象。


  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王國慶在今年兩會期間引用古詩,用“一山放過一山攔”形容幾十年喊減負,負擔卻越來越重的“死結”。


  現實中,教育系統關乎基本民生,情況又錯綜復雜,改革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當學生、家長、社會等真的減了負擔,老師、學校、教育官員就勢必增加了義務與責任。


  財經


  12  新舊融合,激活發展“雙引擎”


  當前,推動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經濟和傳統產業深度融合,成為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新、舊互補,虛、實結合,人們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在醞釀蓄力的經濟發展“雙引擎”上。


  直面融合之“迫”。


  傳統制造與新興技術割裂。研究所、實驗室里新經濟科研頻頻立項,成果迭出,而生產車間里關鍵設備、核心部件難關卻久攻不下,受制于人;傳統制造提檔升級,動力不強、技術不夠、人員不力,而創新范式、創新企業卻難覓伙伴、應用無門。對于苦撐已久的傳統制造來說,新興技術如水中之月,中國向制造強國邁進的步伐更顯艱難。


  實體供給與需求升級錯配。當個性化、定制化漸成主流,一些新生代因“撞衫”糾結不已時,不少制造企業卻還在為“爆款量產”沾沾自喜;當日益富裕的國人為馬桶蓋、退熱貼跨境海淘時,部分企業卻仍在落后的生產線上簡單重復,勉強維持。傳統產品需求下降,世界工廠漸成昔日輝煌,優質、有效的實體供給可望而不可及。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結構失衡。在制造業謀求轉型升級,面臨需求不振、成本上漲兩頭“擠壓”時,一些業主轉戰高回報市場,在虛擬領域攻城略地。不少投資者認為,“干實體,不如玩概念”。當大量熱錢涌入共享經濟、“互聯網+”等領域時,不少前景看好的先進制造業卻資金難求,資本脫實向虛跡象顯現,引發實業界擔憂。


  思考融合之“鑰”。


  推動新經濟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意味著向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矛盾“動刀”,不斷深化改革。當前,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蓬勃發展,推動了新技術、新機遇競相出現。以新經濟為代表的創新意識要想與傳統產業長期孕育的工匠精神相結合,打破技術、體制、觀念、政策藩籬,使新舊動能融合發力,帶動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推動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同頻共進,打造中國經濟發展的“雙驅動”。


  推動新經濟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是迎接新發展階段挑戰的有效辦法,牽住了經濟結構性矛盾與周期性問題交織的“牛鼻子”。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經濟形態,將加速以物質生產、物質服務為主的傳統產業模式,向輕量化、智能化、柔性化轉變,并借助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和工業物聯網等技術,對流程、工藝、產業場景和要素進行顛覆性重組,改造傳統經濟,為實體經濟注入新血液。


  推動新經濟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還勢必要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結合起來。唯有創業創新,才能增強微觀主體內生動力,提高產品質量,提高盈利能力;唯有創業創新,才能保持中高速,邁向中高端,從而催生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增強產業競爭力,降低企業成本,提高經濟整體運行質量。


  希望,往往伴隨著陣痛。


  “人工智能”淪為“機器換人”;“共享經濟”頻現藏污納垢;大數據、“互聯網+”顯露“概念化”“玩票化”趨向……從生產到流通,從企業到政府,程度不夠、機制不暢、動機不純等阻滯讓新經濟與傳統經濟失衡現象時有發生,讓轉型升級受到制約。新經濟與傳統產業融合不力,已成為中國經濟轉型攻關期的重大羈絆和現實痛點。


  融合之“難”。一些地方鼓勵發展車聯網,卻對傳統汽車工業歧視輕慢;發展人工智能,卻對不少基礎工業敬而遠之;致力于推動物聯網、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研發和產業化,卻對軟件、集成電路、關鍵元器件等核心基礎產業不聞不問……一些地區新經濟與傳統經濟“分地盤”“奪山頭”,一些企業家試圖脫離傳統經濟,來發展新經濟和新產業。


  融合之“惑”。一些傳統產業經營者,對融合發展認識不清,心存畏難情緒和成本顧慮,寧愿勉強為計,不愿融合發展;一些企業和個人,善于做表面功夫,陽奉陰違,“說起來雷聲陣陣,做起來細雨滴滴”;一些地區認為傳統產業已經過時,新經濟就是要“重打鼓、另開張”,造成新一輪盲目投資和浪費。


  融合之“偏”。打新經濟之旗,只圖“亮化”低端產業;借新經濟之殼,只為搶政策、爭土地;以互聯網金融之名,卻行非法集資之實……在現下新經濟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中,少數別有用心者鉆漏洞、賺快錢、撈偏門,踐踏了市場運行機制、破壞了微觀主體活力,要在經濟創新發展中提高警惕。


  反躬融合陣痛,我們在“創”與“守”、“實”與“虛”、“短”和“長”之間,仍需不斷尋找新的動態平衡點,以深化改革之決心、敢于創新之勇氣,推動新經濟與傳統產業真正有機融合、和諧發展。


  民生


  13  打通農產品進城“最初一公里”


  依托遍布城鄉的綜合服務網絡,圍繞資金、信息和物流等要素,湖北郵政系統整合“線上+線下”雙平臺,疏通農產品進城“最初一公里”,讓藏在深山人不識的“土疙瘩”,成了群眾脫貧致富的“金鑰匙”。


  “土疙瘩”是怎么進城的?


  “往年家里4畝土豆也就能賣個三四千塊錢,去年已經超萬元了。”湖北建始縣官店鎮橫梁子村3組的貧困戶汪立沒想到,武陵山山旮旯里的土豆有一天能賣到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里去。


  橫梁子村黨支部書記田天義說,土豆是村里很多家庭的收入來源,但以前賣不出價,大家種得不安心,因為沒人收就只能拿去喂豬了。


  田天義介紹,是郵政上門取貨讓村民種土豆沒了后顧之憂。不僅如此,建始縣郵政分公司還與村里共同建設了700畝高山土豆示范基地,請農業專家指導村民科學種植,土豆畝產增加到4600斤,更多土豆得以“打包”進城。


  同處武陵山區,湖北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縣打造了農村電商扶貧平臺“五峰藍”。2017年5月底,“五峰藍”和湖北郵政合作,將五峰土豆擺上郵樂網,不到一周訂單就突破5000單。如今,五峰農村電商年線上交易額達1.95億元,20%以上來自建檔立卡貧困戶。


  “早先在農村做生意成本太高,物流費用降不下來。”在建始縣租了2000多畝地搞種植的楊波說,以前香菇運費一斤要兩三元,還得自己拉到鎮上快遞公司網點,郵政運費只要0.7元一斤,快遞員還到村里攬收。


  得益于湖北郵政疏通進城通道,赤壁獼猴桃、來鳳生姜、襄陽花生、宜昌蜜桔、紅安紅薯、竹溪土豆……這些長年“埋”在大山里的“土貨”正大步走向都市。


  “最初一公里”是怎么打通的?


  湖北郵政總經理任永信說,當前,農民脫貧致富主要還靠農產品賣出好價錢。只是,農產品進城在許多地區還缺乏配套的社會分工和服務。


  建始縣商務局副局長黃海彬告訴半月談記者,農產品進城,涉及稱重、安檢、打包、包裝等一系列物流環節,都要在農村的“最初一公里”完成,這也是農村電商發展的難點。


  為疏通“最初一公里”,湖北郵政改變以往只管化肥、種子等農資分銷配送的“配角”形象,借助2000個基層網點和近萬名投遞人員組成的物流網絡,構建起“線上+線下”雙平臺。


  線上,著力打造郵樂網湖北地方館,現已上線商家447戶、上線商品10000多種,日均訂單6000筆。同時,引導員工、貧困戶和社會人員開通移動應用“郵樂小店”,加大農產品宣傳力度。


  線下,湖北郵政建設縣、鄉、村三級農村電商體系:在縣里建起農村電商運營中心,在鄉里打造三農服務站直營店、郵樂線下體驗店等組成的“掌柜之家”,綜合性商超實現行政村全覆蓋。


  “線上+線下”網絡不僅銷售范圍廣,而且接地氣。對農戶,摸索出了郵政代銷、代運營、“基地+郵政+社區店”等農產品運營模式;對企業,郵政牽頭開發品牌產品,利用郵樂網平臺、郵掌柜系統,為企業提供策劃、宣傳、銷售等服務。


  “郵政的優勢在鄉鎮,而且越是偏遠山區,優勢越突出。這就易于打造健全的物流、金融服務網點。”任永信介紹,湖北郵政已在省內初步構建了“購物不出村、銷售不出村、金融不出村、創業不出村”的郵政農村電商生態,2017年累計助推農產品進城訂單超160萬單,銷售近2億元,成千上萬貧困戶從中獲益。


  “羊腸小道”如何升級“高速公路”?


  不過,當前農產品進城仍受到山區農業“散小弱”、電商人才稀缺等短板制約,農產品進城之路要由“羊腸小道”變為“高速公路”,還有賴于政府、企業協作優化軟硬件環境,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形成農村電商良性生態圈。


  其一,改良農村現有農業生產組織方式。黃海彬認為,應鼓勵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整合當地土地等資源,推動農產品產業化、規模化、標準化生產。


  其二,強化市場意識,打造品牌,提升農產品附加值。京東恩施館負責人冉旭等建議政府牽頭、市場協作,為地方企業、貧困地區農產品提供品牌策劃、包裝、宣傳等一攬子服務,更好地整合區域資源,破解農產品品種單一、季節性強、品牌化程度低等制約因素。


  其三,加大貧困地區本土電商人才培養。宜昌郵政公司李素芳表示,只有以實際政策支持基層電商人才培育和回流,讓更多貧困戶樹立電商意識,才能讓電商不僅授貧困戶以漁,更能營造“漁場”,讓山區農產品進城之道變為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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